利也有大有小，为自己是小利，士大夫为国逐利，这是大利，那种鄙视利益的行为就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是一种渎职行为。张超借鉴了一个经典的外交语言，对于国家而言，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然后他又分析了对于不同国家的态度。对于敌国就应该跳出义的限制，不择手段，什么都可以做，那种站在道德的高度随意点评己方不义的行为简直就是叛徒。但是任何不义也要有度，对于蒙古鞑子，对于西南的叛民，对于类似于靖难的内部敌人，就不能用同样的办法，要注重当前和长远利益；
对于友国，要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平等的交往，不能做冤大头，为了面子不要里子这样的事情少做；
对于国内要讲义，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任何握有权力的人都应该受到义的限制，特别是皇帝，他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人民为他服务。
徐溥不由得拍案叫好，说的太透彻了。他迫不及待的把张超喊了过来，他需要好好谈一下，奥，不着急，再看看第三篇。
第三篇就是论人口。张超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分析，随着牛痘和黄连素的推广，人口生育率必然会提高，死亡率会下降，这导致的结果就是人口大增。
他又提出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说明在当前生产力水平没有明显提升的情况下，人口大量增加造成的危机，这就是中国治『乱』循环的根源。
在这里张超先知般的提出了一个预言，他认为明朝的北方有可能在未来，更准确的说，二三十年之内，有一场大规模的农民造反，根源在于北方严重的生存危机。
张超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因为医『药』产业的进步和棉纺织业的发展，对于明朝热带地区的开拓和北方辽东等地区的扩张技术上已经没有问题，可以将这些多余的人口迁走。
等看完张超这三篇策论，徐溥感觉手都在发抖，特别是张超对于北方造反的观点，让他感觉『毛』骨悚然。不管张超的预言是否可以实现，他都需要问一个清楚，越清楚越好，于是他让自己的随从记录，他要记下这一次跟张超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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