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为解决北方的北元隐患，不断出兵最终达到目的。北元政权虽不复存在，但随之而来的问题让明朝更为头疼，蒙古诸部开始对明边境不断侵袭，由于少数民族逐水草而居，人壮马强，机动『性』十分之强，农耕文明对其作战不占有优势，因此只能采用防御战略。
由此明初开始着手建立北方防御工事，除修补秦朝时期便有的长城外，还建立了一整套的防御战线，即九边之卫。
九边可以分成三块，东有辽东镇，护卫北京侧翼；蓟州镇和宣府镇，大同镇，护卫北京正面，宣大两镇居于内外长城之间，而太原镇则守卫内长城；延绥镇，固原镇，宁夏镇，甘肃镇则需要直面河套地区的蒙古骑兵。
明朝不同时期，需要面对的敌人实力有所不同。瓦剌强盛时期，也先抓着明英宗不断入寇，蓟州镇和宣府镇，大同镇是主要的战场；到了成化弘治年间，鞑靼崛起，延绥镇，固原镇，宁夏镇，甘肃镇四镇压力很大，但是这四镇位于陕西和甘肃北面，与京师相隔千里，所以京师尚感受不到巨大的压力。
但是到了弘治八年边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鞑靼北部等入河套驻牧，小王子及火筛居贺兰山后，与之相倚，势力日强。
弘治八年，虏三入辽东，多杀掠；弘治九年，宣府，大同，延绥诸境俱被敌残略。
此时，鞑靼已经打到北京眼皮子底下了，大明君臣再也不能装聋作哑，必须要有所行动了，毕竟大同离京师不过七百里，宣府就更是在眼皮底下，要是一旦被鞑靼突破，京师必然震动。
但是事有凑巧，由于长期没有战事，大明的军事将领出现了很大的断层。这一年，八佩将印，征伐四出的保国公朱永病逝，大明失去一擎天巨柱，无奈的弘治皇帝只能追封他为宣平王。
此时真正拿的出手的大将事实上只剩下七十多岁的老王越，急了眼的弘治皇帝在朱永死后，立刻起复王越掌都察院事，但是因吏科都给事中季源等反对，弘治不得不收回成命。
所以确定了目标之后，下一步就需要讨论统军大将的人选，此前已经有大臣推荐王越出任此职，但是对于王越的争议实在太大了，以至于到今天一直没有下文。
弘治皇帝看着侃侃而谈的张超，心中高兴，总算王越之后，国朝又多了一个拿的出手的文臣大将。
所以弘治问道，“张卿，现在目标已定，你觉得这一仗应该怎么打？”
张超出列，行礼道，“臣非设奇致胜的将才，凡战只知道结硬寨，打呆仗。所以与日寇之战，臣只负责后勤，从无出战。与鞑靼作战，若陛下问臣后勤，臣不才可以回答；若陛下问臣如何作战，臣不敢言。”
张超这席话一说，大臣们都『露』出了笑意，张子卓倒是有自知之明。事实上在很多人看来，张超最大的本事就会创新，建立一套新的制度，或者发明新奇的物事用来敛财。
『荡』倭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张超全新的制度架构下，军饷充裕，纪律严明，士气高涨，故而可以战无不胜，但是具体到如何作战，确实非张超所长。
张超与参军王守仁做兵棋推演的故事此时已经流传出去，很多人都觉得张超那一套十分简单，只要用钱用强兵去堆就好，所以对他有目前的成就，虽然佩服，但内心总有些不以为然，似乎与心目中的周瑜诸葛亮这样计谋百出的文人大将相距太远。
弘治皇帝并不清楚这些，他见张超不敢回答，心中有些失望，但张超说起了后勤，现在朝廷有钱了，后勤根本不是问题，张超用不上呀！
见张超不愿意说话，气氛就有些沉闷，这个时候兵部尚书马文升站了出来，“鞑靼小王子部等部占据河套，臣以为当设总制一职，遣重臣总督陕西、甘肃、延绥、宁夏军务，以统一事权。”
弘治听完有些犹豫，这件事很敏感，一个大臣同时主持几镇军务，文武兼济，总兵，巡抚以下，悉听节制。这万一要是『乱』来，谁能扛得住，所以三边总制时罢时设。
马文升见弘治沉『吟』不说话，也着急了，在他看来总制的设立是必须的，要不然明朝没办法减轻鞑靼对于山西陕西甘肃三省的侵扰。
围绕着河套地区，榆林镇，固原镇，宁夏镇，甘肃镇四镇相距不远，但各镇奉命独自承担辖区内御边任务，凡遇战事，相互无协防职责，故多有败绩。为有效巩固西北边防，必须实行集中统领。
这件事在成化八年已经有先例，他这一次只不过因循旧制罢了，当然弘治的担心马文升也猜的出来，但是现在是准备对鞑靼的进攻，要是事权不一，是要出大事的，他负不起这个责任。
南京刑部尚书闵珪在弘治五年镇压过两广苗『乱』，所以这一次也与会，他见弘治有所犹豫，站了出来，“陛下，三边总制必须设立，否则将权不一，难获成功，成化年间王越出任三边总制，故能屡获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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