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则知花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将客厅里的垃圾清理干净，然后将屋子里的生活用品按照前身的习惯全都换了一套新的，连碗筷都没放过。
第二天一大早，他开车去了京城大学。
作为教授，前身在京城大学是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的。地方不大，四十来平，配一张办公桌，一组文件柜和一套沙发茶几，还有就是一整面墙的书籍和期刊。
许佳晴是在七月末出的事，当时正值暑假，因而前身虽然颓丧了一个多月，对工作倒是没什么影响。
正值开学，按照惯例，孟则知在学生群里发了条消息，让学生分批带着论文来找他。
前身是研究数学的，但和恩师万哲先教授主要从事典型群和几何方面的研究不一样，前身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数论。
他名下一共带了六个博士生，十五个研究生，都是三年制的。
发完消息，孟则知走到书架前，循着记忆抽出两本期刊。
期刊名字叫《华国数学学报》，在国内十九种数学核心期刊里，《华国数学学报》的影响力只能排在中下游。前身被爆出学术造假丑闻的两篇论文，就是刊登在这两本期刊上。
主线任务孟则知暂时没法做，蒋启扬这会儿正在好莱坞呼风唤雨呢。至于陈应龙，能随随便便拿出五千万来投资蒋启扬的电影和电视剧的，又怎么可能是个普通人——据说当年他爸咳嗽一声，国内制糖业就要抖三抖。
他一个做学问的，无权无势，真要上去和蒋启扬两人硬刚，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所以孟则知才决定从支线任务——恢复前身名誉入手。
前身身上的污点有三，家暴致使妻子流产、学术造假、私生活混『乱』。
留给孟则知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五个月后，这两篇论文被爆剽窃，成为前身跳楼自尽的□□。
孟则知将这两篇论文粗略的过了一遍，心里有了考量。
研究数论的，总是不可避免的会畅想自己有一天能解决一个或是多个世界『性』的数论难题——哥德巴赫猜想、孪生素数猜想、黎曼假设、费马大定理……
其中最为国人耳熟能详的，应当是哥德巴赫猜想。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华罗庚为代表的华国解析数论学派兴起。
1956年，王元院士先后证明了“3+4”、“3+3”、“2+3”、“1+4”问题。
1962年，潘承洞院士和苏联的巴尔巴恩证明了“1+5”问题。
1966年，陈景润院士证明了 “1+2 ”问题，并在1978年证明了“1+1”上限公式。
正是因为华国数学家为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使得这个猜想早早的就被国家打上了超越学术意义的‘政治标签’，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后辈数学家。
受此影响，前身入选长江学者之后，就艺高人胆大的将研究方向转移到了哥德巴赫猜想上面。
不过可惜的是，前身到底是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但这并不是说他的研究没有一点用处，三十五年之后，他的独女在他的研究基础上，成功证明了这一猜想。
只可惜，那孩子已经没了。
孟则知摇了摇头。
前身发表在《华国数学学报》上面的这两篇论文，正是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
那个时候，前身已经中了毒，智商的下降导致他的研究工作陷入了困境之中。偏偏学校方面有硬『性』要求，教授级别的导师每年至少需要发表两篇核心期刊论文，论文数量和质量则是直接与科研项目和经费挂钩。
拿不出研究成果，情绪也渐渐失控，变得易爆易怒，也正因为这样，前身并没有多想，只是把原因归咎到了工作压力太大上面。
没有人会喜欢和一个一言不合就大动肝火的人打交道，一来二去的，系里的同事渐渐地疏远了前身，前身的那些学生也都被他骂怕了，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过来找他。
只除了一个人之外。
那个人就是前身的博士生弟子章方旭。
章方旭硬着头皮抗住了前身的暴风骤雨，每天准时到实验室报到。在他的帮助下，前身艰难的写出了这两篇论文。
想想也知道这两篇论文的水平高不到哪儿去，但好在投《华国数学学报》还是可以的。
考虑到章方旭帮了他不少忙，前身也曾想过把他的名字加到论文里，列为第二作者。
但是章方旭拒绝了，他问前身要了三万块钱，理由是他爸生病住院，肾衰竭，病情很严重，家里医『药』费不够。
前身听了，答应了下来，毕竟这两篇论文的水平本来就不高，再加上一个第二作者，含金量就更低了。
前身很爽快的给章方旭打了六万块钱。
事情怎么可能这么简单——
章方旭的父亲的确是住院了，肾衰竭，病情很严重。
然后陈应龙找上了他，许诺会承担起他父亲的医『药』费，直到他父亲做完换肾手术为止，但需要章方旭帮他做几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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