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一朝天子一朝臣，此时的大宋只是名义上的大宋，实际掌权的张宝却不像赵匡胤那样仁慈，也不用像赵匡胤那样去讨好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张家的人才储备，就是张宝做事的底气所在。即便得不到大宋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张宝也不需要担心会出现无人可用的情况，有军队这种暴力机构在手，士大夫阶层的不合作也并不是无法可破。
认识到这一点的文官自是保住了自己的荣华富贵，而那些认不清现状，还自以为与过去一样的人就不仅仅是丢官去职那样简单，同样失去的甚至还有身家性命。
赵匡胤不在乎文官贪点占点，可张宝不同，他对贪污一事深恶痛绝。大宋对待官员采取的是高薪养廉的制度，文官的福利极高，不仅可以保证官员的日常开销，更能让官员过上旁人羡慕的富足生活。可贪心不足啊，哪怕衣食无忧，家有积蓄，还是有官员想要多吃多占捞取好处。
这就不是张宝所能容忍的了。在接手朝政之后，对于官员的福利待遇，张宝并未做出改变，原来给多少，现在还是给多少。只不过对于贪污官员的惩治，相比起过去要更加严厉了许多，也不仅仅是追回赃款那样简单，贪污官员会被朝廷根据贪污所得的数额进行判决，少的会被判处徒刑数年，而多的则可能掉脑袋，若是影响到了百姓对待朝廷的看法，那就可能不仅仅是丢掉自己的身家性命，还有可能遗祸后辈儿孙。
官员会为一己之私而以身犯险，但若是涉及到了自己的后辈儿孙，他们在犯罪之前就会多犹豫一下，多考虑一下自己这样做是否值得。为了区区黄白之物而影响了后辈儿孙的仕途，值还是不值？
将奉公守法完全指望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上，那是痴心妄想。道德教育只是一个侧面，真正可以遏制人犯罪的，还是律法。严峻的律法可以让心存歹念的人望而却步，就如同后世的碰瓷，拐卖人口，犯罪成本太低所以才会屡禁不止。不管是碰瓷还是拐卖人口，被抓到了顶多也就是判个几年，可若是得手了收获的却是别人省吃俭用一年的收入，这种低风险高回报的事，自是让人趋之若鹜。
若是律法规定碰瓷的人不仅需要后果自负还要赔偿被碰瓷者的损失，自然没有人敢再随便碰瓷。而若是对待拐卖人口的人贩子抓到一个毙一个，人贩子自然也就会选择改行。乱世需用重典，但在太平盛世，同样也应该针对某些犯罪坚持严惩的态度。
民心似铁，官法如炉，律法的轻重不仅仅要考虑到民心的走向，也该有自己所需要谨守的红线。那些所谓的圣母婊，不过只是一群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主，事情没有发生在他身上，所以他可以大放厥词，但等真的事情落到了那些人的身上，恐怕就会又是另一幅嘴脸。
人人都向往自由，无拘无束多好，但任何不守拘束的自由，往往都会带来毁灭。无有规矩，不成方圆，一个国家若是没有了律法的约束，那岂不是就乱套了。而张宝对于现如今的宋律也并没有进行一刀切，全盘否定，他只是针对某一些条款作了改变。但仅仅是这一点点改变，就已经让某些人心中惶恐，终日不安。
而对于那些劝诫，张宝的回复却让人无法反驳。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心中无愧，何须担忧。一句话就堵得那些想要劝说张宝恢复原状的人哑口无言。
作为有权制定律法的人，张宝的意志是旁人轻易动摇不了的。而他用来应付劝诫者的那句话，也成为了他支持者用来反驳那些反对者的最有力武器。心中无愧，何须担忧。
张宝所改的是针对贪污受贿官员的惩处。换句话说，你不贪污受贿不就得了，朝廷即不短你吃，也不短你喝，你为一己之私捞钱还有理了？
上有所好，下必有效。许多时候，往往决定下面人办事态度的，就是来自于上位者对待此事的态度。张宝不同于贪图享乐的宋徽宗赵佶，也不同于严人宽己的宋钦宗赵桓，受到张宝的影响，朝廷官员务实的作风大盛，办事效率也提高了不止一倍。
而随着官员办事效率的提高，张宝也终于有了一些可供自己支配的闲暇时间。赵佶贪玩，所以把该他办的事也交给别人去办，而赵桓又是个大事小情都要管的性子，如今换成了张宝，大宋的朝政才算是终于步入了正轨。
一般的政务自有各部门自行处理，而真正需要张宝进行决定的大事，也就所剩不多了。有了闲暇的时间以后，张宝也没有去“惹是生非”，而是将这点时间大多用在了陪伴自己的妻儿上。
随着张宝担任相国一职，原来在汴梁修建的安东大都护府也更名为相国府，之前被安置在耽罗岛的妻儿也随着大宋的那些帝姬一同回到了汴梁，住进了相国府。过去汴梁是大宋朝廷掌控，刘慧娘等人留在汴梁那是羊入虎口。而如今，汴梁已经落在了张宝的掌控中，将妻儿接回来一家团聚，自然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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