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的世界，相对于之前的十年是平静的。
英国人忙着扶植德国人，在欧洲大陆寻找新的平衡；兰芳暂时停止了扩张的步伐，准备开始苦练内功；美国人则是又陷入“门罗主义”的怪圈，他们的总统已经不能工作，副总统和国务卿正在为了谁能成为代总统而努力；法国则是又开始作死，前总统雷蒙·普恩加莱终于输掉了大选，保罗·欧仁·路易·德沙内尔于1920年2月18日成为新一届法国总统。
好吧，保罗·欧仁·路易·德沙内尔就是个笑话，也不知道法国议会是吃错了什么药，才会选择这样一个人来当总统。
保罗·欧仁·路易·德沙内尔差不多就是个先天性神经质，同时又是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他性情急躁，讨厌繁文缛节，渴望用积极的社交礼仪来发展法国的对外关系。
这绝对是偏离实质的，30年代初的欧洲大陆，所有人都担心法国会一家独大称霸欧洲大陆，而身为法国总统的德沙内尔居然希望成为一个“礼仪之邦”，扔掉一贯奉行的“大炮主义”，真不知道德沙内尔的脑子里在想什么。
身为法国的盟友，兰芳在这些事上没有理由指手画脚，不过秦致远和皮埃尔的通讯越来越密切，在秦致远的指点下，皮埃尔开始笼络在世界大战期间那些铁血好战，现在却被逐步边缘化的军中将领。
这些人包括前陆军部长路易·赫伯特·利奥泰，被称为屠夫的曼京，一直作为西线指挥官在巴尔干半岛作战的路易斯·弗兰谢·德埃斯佩雷，甚至连已经卸任总统的雷蒙·普恩加莱，皮埃尔也没有放弃他。
法国政坛就是一缸大杂烩，每天都有人如彗星般崛起，每天又都有人如流星般消逝，雷蒙·普恩加莱这一次竞选总统失败，那并不代表没有东山再起之时。
要知道，在路易斯·雷诺和秦致远主导的“联合石油”中，是有雷蒙·普恩加莱的股权的，只要财力不出问题，雷蒙·普恩加莱肯定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1920年的兰芳需要蛰伏，以积蓄体力。
1920年的皮埃尔同样需要蛰伏，皮埃尔要稳住现在有的一切，拉拢所有能够拉拢的势力，为了将来可能的机会做准备。
同样的，1920年的德国，和战争刚刚结束时也有所不同。
柏林皇宫，威廉三世召开御前会议。
与会的分别是德国首相马克思·冯·拜登亲王，财政大臣飞利浦·谢特曼，德军总参谋长保罗·冯·兴登堡，陆军元帅奥古斯特·冯·马肯森，以及巴伐利亚王·储鲁伯希特。
“……最艰苦的一年已经过去了，和去年相比，我们现在拥有一个不错的局面，虽然我们还有沉重的战争赔款要支付，但是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已经承诺会为我们提供贷款，我们的朋友，那位来自远东的东方霸主也承诺会为我们斡旋，并且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虽然现在还没有看到成效，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是看到了曙光，总算不用继续在黑暗中摸索，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威廉三世开篇点题。
“看上去现在情况还算不错，但战争对于我们的经济民生破坏太大，如果想要从根本上扭转，我们必须要发展民生，用内需拉动经济，否则的话，仅仅依靠外力，我们的道路还很艰难。”马克思亲王有清醒认识。
“目前我们没有能力发展经济，战争赔款的压力太大，我们的矿产刚刚生产出来就被人运走，因此无法进行深加工，自然也就没有附加值，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扭转，那么我们只能沦为原材料输出地一样的殖民地。”财政大臣飞利浦·谢特曼有点悲观。
飞利浦·谢特曼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之一，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德国国内爆发了工人起义，飞利浦·谢特曼参与组建政府，对工人起义进行了残酷镇压，威廉三世上台后，飞利浦·谢特曼成为德国财政大臣，是威廉三世的得力助手。
“想要得到根本性改变，我们首先要拥有军队，只有恢复一定规模的军队，我们才能有足够的话语权，我们的意见才会真正受人重视，否则的话，我们就算是喊破嗓子也没人会看我们一眼。”总参谋长兴登堡还是保持旧式思维。
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只允许拥有十万人之内的陆军，不准有空军和海军，不能生产包括自动武器在内的重型武器，这是全世界对于德国的惩罚。
当然了，因为德国·军方没有参与《凡尔赛和约》的制定，所以兴登堡本人对于这个和约是不大看上眼的，因此也没有多少敬畏之心。
没错，德国确实是在世界大战中战败了，但几乎所有的德国·军人都不认为问题是处在自己身上，他们是因为后方政治家的妥协和出卖，德国才会在世界大战张一败涂地。
“我们现在不能这么想，在还没有积攒出来一定实力之前，所有可能针对英、法、美的挑衅行为都应该中止，在有能力重新挑战秩序之前，我们必须保持冷静，如果我们的决策再次出错，那么我可以肯定，我们将不再拥有这样的几乎。”奥古斯特·冯·马肯森相对于兴登堡更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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