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做了最后的努力，企图重新唤醒梅以求的心跳和意识，但一切都是徒劳。
梅子青没有离开，一直守在旁边，正如失去至亲的孩子那样，她伤心难抑，哽咽无言，泪水从她红肿的眼眶里滚滚流出。没有人怀疑她对教授的感情，连她自己也坚信其对教授的真心。这个亦父亦友亦恋者的男人的死对她绝是个沉重的打击。
一小时后，医生朝梅子青摇了摇头，离开了病房。
在送去殡仪馆之前，梅子青决定亲自为教授整理遗容。她生怕殡仪馆的仪容师因缺少敬畏而过于粗鲁或随意，像教授这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做出过伟大贡献的人理应受到尊敬，无论生前还是死后。
她仔细地帮教授清洗了身体，撬开嘴巴，把吐血时残留在口腔里的血块抠出来，用牙刷和牙线仔细地帮教授清理牙缝，然后口含清水，口对口帮他漱洗口腔。她用棉签小心地刷掉教授鼻腔中的异物，又认真地梳理教授的每一根头发、眉毛和胡子。
除了眼睛，因为戴着那副特殊的“墨镜”，她始终没有去动。她决定满足他最后的愿望——戴着空间盒子体面而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就连医生要观察瞳孔散射情况以判断死亡时，也被她阻止了。医生并没有坚持使用这种原始的判定死亡的手段，反正连接身体的各种现代仪器早已做出更加科学而准确的判断。
最后，她帮教授换上崭新的衣服，然后开始撰写讣告。
她字斟句酌，删改了好几遍，成文后反复地读，以免其中有不当的词句。她也没有急于发给媒体，而是把讣告文字发给了实验室的公关负责人，让其联系其余单位，毕竟梅以求不仅仅是实验室的人，还在第三空间基金会、联合国空间委员会、科协和政协任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属于全世界的。
做完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是晚上，梅子青没有离开，就在医院里为梅以求守夜。在中国的传统里，老人故去后，子女亲眷要为其守夜，否则老人的灵魂难以安然上路。梅以求没有子女，唯一的爱人也在那场电视讲话中把精神散播到了全世界。梅子青觉得，她就是教授最亲的人了。
房间里的空调无法打到类似太平间的温度，好在这时节的天气很冷，南方的暖湿气流还没有战胜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她关掉了空调，把窗户全部打开，让外面的冷风吹进来。病房里立刻变得阴冷起来。
梅子青冻得瑟瑟发抖，但她还是坚持着静静地在病床前坐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凌晨，送到殡仪馆，确定了追悼会的时间和流程，她才告别梅以求的遗体，回到梅氏实验室。
天才蒙蒙亮，飘着一些小雨。她看见边子远就坐在门口的石阶上，抽着烟，没有打伞。
烟在细雨中勉强维持着燃烧，潮湿的烟味凝固在空气中，比平时更加呛人。
梅子青从边子远的脸上看到了一种逝去亲人的伤痛。
毋庸置疑，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对梅以求都有很深厚的感情，但那也仅局限于领导与被领导者、导师与学生、共同奋斗的同道者之间的感情，顶多还有些士为知己者死的知遇之恩情节，就算边子远比较特殊，也不至于像死了亲爹一样难过。
让梅子青更感疑惑的是，这伤心的空气中分明还夹杂着许多复杂的味道——茫然、懊恼、自责、苦闷……
“怎么了？”她问道。
“老于死了。”边子远狠狠抽了一口烟，手有点颤抖。
梅子青这才恍然，随即沉着脸指责道：“怎么死的？我不是让你盯着他么，可没让你动手！”
“我接到你的电话就一直监视着他。他昨晚主动请我喝酒，以前都是我喝醉，这一次是他喝醉了。我想只是喝点酒，也没什么关系，但我没想到他酒里放了安眠药。”边子远说着低下了头。
“带我去看看。”梅子青说。
边子远站起来，陪着梅子青一起去了于建国的宿舍。
房间很窄小，堆着许多杂物，不过还算整齐。墙角有一张窄小的单人床，于建国就安静地躺在床上。
边子远说：“昨晚我也喝了不少酒，但人还清醒，就在楼上办公室眯了会。我设置了警报，如果他离开或有什么异常，系统会报警。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四点多，当时脑子清醒了，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就下来看看，发现他已经没了呼吸。我想起昨晚喝酒的时候他准备了两瓶酒，他喝的和我不是同一瓶。然后我发现了这个——”
他拉开床头的柜子抽屉，拿出一瓶安眠药和一张购物小票，“昨天刚买的，用掉的剂量，加上酒精的作用，足以致命。”
梅子青走过去探了探于建国的鼻息，又翻开眼皮看了一下，叹了口气，放弃了侵入老于残存的意识的想法。
边子远低下头说：“对不起。”
“你应该感谢他，没有连你一起毒死。”梅子青板着脸，没有打算接受道歉的意思，“如果他用的不是安眠药，而是氰化物，就算你不死，后续面对警方的调查也够你喝一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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