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国柱说的，苏纳也是听得一知半解，他原先在满八旗时只是个佐领，对这些钱粮赋税的事自不会关心，左右有汉官帮着收，不劳他们满大爷动手。现在做了大明朝的新安侯，太平军的镇将，这种事情更是不用他操心。好在他这人自投降归明后，便行事十分小心，不懂便问，三问两问，总算把事情大体弄明白了。
“富人们既不肯交这些年的钱粮，那便要他们交崇祯、天启年间的欠税嘛。在明朝便交明朝的税，在清朝便交清朝的税，本侯觉得这没毛病。”
阎绍庆听得险些笑出来，这位新安侯可真是异想天开的很呢，哪有叫人交十几年前的甚至二三十年前的税呢。
蒋国柱却没当成笑话在听，而是若有所思的样子。任惟初也是双目放光，身为吴中县令，他对吴中这几十年纳粮完税的情况可是门清。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这吴中富户往上推十几年，没哪一家不是欠税逃税的！大明朝要是亡了，那就万事莫提，如今大明朝还没亡呢，凭什么不能叫你们缴纳欠粮欠税！
“新安侯这道理，倒是行得通，我大明仍在，欠户自应上交钱粮于国库，否则便是叫忠厚老实、奉公守法之人吃亏，徒叫奸诈狡徒得便宜。只是这间隔年头久了，有些事便不好办，单帐薄这块就是个麻烦，还需从长计议...”
蒋国柱认真考虑了苏纳的提议，虽听着荒唐，可细一品味，却是天经地义的很。大明自开国之初始，凡有举人以上功名的士绅和八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享受不同程度的赋税优免，但这个优免是有限度的。所以除开优免的份额之外，官绅和平民百姓一样，该交税的交税，该当差的当差，并不得特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官绅们无视国家法令，上下勾结，冲破法定权利界限，实际上实行的是全额优免，所谓“田连阡陌而不任分毫徭役。”
不仅官绅本家如此，依附于他们的佃户，疏属远亲，也无一手一足应公家之役，无一钱一粒充应役之劳。这样，官户便成了躲避国家赋税、徭役的渊薮，此便是所谓的投献。不仅平民百姓把自己的田地投献官绅，甚至一些没有功名的庶民富户也“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投献之风愈演愈烈，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最终酿成崇祯年间的大祸。
现在既然这些富户认为他们不当向官府交纳清廷治下的钱粮，那便让他们交纳崇祯、天启年间的欠税，他们又有何话说？除非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奉公守法，该交的钱粮一文不少，该服的徭役也都一桩不落，然而，这可能吗？
蒋国柱很有感触，江南这帮官绅富户在明朝时仗着官府不能拿他们怎么样，这才公然不纳税。清朝来了，不纳税不敢，便变着法子勾结官府的书吏，甚至直接贿赂官员，从而达到再次免税的特权。蒋国柱记得一桩事，那是他刚上任时，就有苏州和松江二府富户无视清廷催征法令，将本该缴纳的赋税（三十税一）整整拖欠两年。也正是因为这桩事，才促使蒋国柱生了起大案的心思。
不过这提议倒是不错，但听着毕竟给人以荒唐之感，是否能这样办，又或是寻个什么折中的法子，总得要仔细再斟酌一下。齐王那里也得报知。再者也不能一刀切，对于那些抗清有功的和没有抗过清，及替清军卖过力的都得区别开，这样就能将江南士绅分化掉，使他们不能成为一块铁板，如此，后面就好操作得多了。
“本侯也是随口那么一说，究竟这法子行还是不行，终得你们这些官去做。”
毕竟民政上的事，苏纳是带兵的将领，有些话也不好多说。他话锋一转，又提起刚才所见所闻，言语间提醒蒋国柱他们，可得趁早将这事压下去，要不然会对他率军入浙产生影响。再者江南安定同样事关南都安危，钱粮要纳，地方也要安定，这二者既冲突又不冲突，如何能将二者平衡，就全看他蒋国柱的手段了。
听新安侯提起金圣叹他们，任惟初不由恨恨道：“那金圣叹恃才傲世，目空一切，争强好胜，却不知自家斤两，哭庙举动犹如公然倡乱，其罪不小，抚台大人万不能纵容于他！”
蒋国柱微哼一声，对那金圣叹不领好意反来添乱很是不满，但真要他强行镇压此事，又觉不是太妥，这顾虑主要来自于钱谦益。
苏纳见蒋国柱眉头深锁，意识到这件事怕是没那么简单，便问道：“蒋大人想怎么做？难道任由这帮秀才在那哭成一片不成？”
蒋国柱诉苦道：“这些秀才都是苏州的读书人，下官若是强行弹压，只怕会激起民变，但又不能准他们所请...唉，不瞒侯爷，下官这也是头疼万分啊。”
“不过一帮读书人而矣，有何不好办的。”苏纳于马上“哧笑”一声：“本侯但知大帅有一言常挂嘴边，乱世需要重典。这世上亦无没原由的爱，也无原由的恨。金圣叹等人哭庙所请是不愿纳粮，仅这条便够治他们的罪。自古以来，不纳粮乃至劝人不纳粮的是什么罪，这一点蒋大人怕是比本侯清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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