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实际大邺的体制是不能用奴隶部曲制度来概括，虽然在律法上“部曲奴婢身系于主”“或可自由买卖，隶属贱口”，但是与突厥所谓的征服人口的奴隶制仍然不同，许多奴隶也获得了一定的地位权利，在实际权力上与普通人的差距并非天壤之别。
因这种不算太明显的生存差距，面临主家铁血的镇压，大量的部曲奴婢分为了两种，一类为了谋求良民身份，集体出逃、烧杀主家、造成暴动，然后向土地富裕的地区转移，等待律法实行后可以在本地入户，分得正当渠道的土地。而另一类则觉得本来的奴婢身份过得也不算太差，或者是不肯放弃已有生活，协助主家坑杀追捕其余奴婢，妄图因此在最后的奴婢时代，获取主家的地位，不论是否能转成民户，都希望得到富庶的主家的庇护。
殷胥早在向殷邛提出废奴婢制时，就对这种各地将引发暴动的情况早有预料。
不单大邺，每朝每代的每一年，南北各地都有无数或大或小的暴动发生，这类暴动如同每年的雨雪一样，必然会来，只是绝大多数都被镇压或者被解决了。
毕竟天下百姓之苦，是千年也未能改变的事实。纵然大邺这些年，赋税极低，绝大多数地区的百姓与前朝几百年动乱比起来，都活的很像个人了。但这种民福仍然是脆弱的，一场洪水，一年冻灾就能引起小片地区的崩溃，这种过不下去日子的暴怒与痛苦，总要由朝廷来承担。
而今年，几场暴动的矛头却对准了各地的主家郡望，终于不用朝廷来应付了。
朝廷虽然心里恨不得他们闹的稍微久一点，让某些以各种手段抵挡朝廷的各地门阀吃些苦头，但这类暴动若完全不制止，则会引起一圈圈的涟漪，事态也很容易发展到朝廷控制不住。于是朝廷只对部分闹的死伤太多的暴动进行了出兵镇压，而对于其他的小动乱，基本都是朝廷出面帮助迁居且转成民户，分授土地。
而如何安顿这些新民户则成为了最重要的问题。毕竟还有大部分的土地在富户地主手中，富余的土地是不足够分给大量民户的，因此仍要有大量民户成为地主的佃户。在殷胥与薛菱的携手下，以及朝堂上群臣的消极态度中，新的租佃律法诞生。
朝廷规定租佃关系必须要确立契约，由当地衙门备案，租佃契约需要写明双方的权利义务，租佃期长与田租率。当然，大邺也并未出现权利义务这样的字眼，只是表明了各方的行事范围。且契约本身，不论是否有条例写明，只要备案便具有两项基本的原则，一是佃户可拒绝地主在契约外的其他要求；二则是在当地衙门认定的部分天灾与动乱下，地主若不对佃客进行存恤，则确定为违反律例，需要接受朝廷处罚。
当然朝廷维护契约双方，也会从所有备案的租佃契约中，抽取少量的佃租税。这种状况下，自然会有大量的地主，为了逃这额外的租佃税，选择私定契约，不在当地衙门备案。
然而新的律法与政策下，自由契约的实行，也让各地的地主富户开始了急剧的洗牌。
其中加剧这种洗牌的原因，是殷胥与薛菱发生矛盾后也一直坚持的一条律法。
这条律法便是朝廷不可规定具体的田租率，只可给出非常粗略、范围广泛的田租率规范。殷胥坚持制定的律法中，给出“二成至八成的田租率皆是可立契约”的条件，而薛菱却表示如果给地主如此范围的自由，他们肯定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八成，那佃户则无路可活了。
而殷胥却不这么认为。他以前总以为朝廷是可以单方面制定这些比率的，但这几年来只是调控冻灾米价、各地设置塌房，为了获得资金而开始插手商行的殷胥，明白了前世坐在长安城内百年也不可能了解的道理。在某种程度上，商行是可以自发的形成合适的调控的。
曾经坑杀奴婢的地主几乎招不到佃客。而一大批以行商发家的富户，开始以契约备案、佃租降低、贷借种粮等等的优待政策，大批招揽佃客。地主收的田租太低，虽然能招到大批佃客，但对于富户自己而言则是赔钱的；田租太高，则一定会佃客四散，田荒业废。
虽非当年人人有地的均田制已经几乎不可能在往复，但佃户在人身上并不被地主束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选择自愿的租佃关系。于是在这样有商品经济风格的租佃市场上，也出现了优胜劣汰。
几乎在两三个月什么奇葩契约都出现的浮动之后，这种地主和佃客双向选择的田租率出现了稳定，几乎从南至北，都在四成五至五成五之间略微浮动，形成了自发的均衡价码。
基本以今年租佃契约的普及状况来看，在这一年的招租期，适应政策、契约备案的新地主几乎都招满了佃客，而旧庄园地主很多都留有荒田。再加上这两年不错的税率政策，来年收成时，各地将会有很大程度的财富流动，钱财向新地主转移，他们为了扩张也会必定从去年亏损的旧庄园地购入大量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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