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年多，对于行归于周来说也是艰难的时期。
在李治平死后的一个多月，行归于周在建康组建了新的朝廷，延续了当年三公议事的形式，改为五公。
但这并不是像朝廷那样五人分权，而是五人议事，投筹表决事宜后，由二十人的阁殿大学士来撰写文书、提供意见，而后直接交予新组建的六部。
中书和门下的存在被他们舍弃掉，诏令的发出需五人共签意见，只要有三位及以上对于此政令表示可行，此政令就算是通过。
这五人分别是：黄璟、郑湛、裴敬羽、言玉、王师德。
同时南地将朝廷立为周，改年号为天授。同样开科举与举荐制度并行，除却三日一小朝五日一大朝外，五公几乎都会待在建康之中。
一年前，与大量召徭役工匠，修建南周的新宫殿相对比的，南周朝廷的威慑力却并不强。各地早已分裂自拥，单这五公的家族就有各自的‘封地’，除却这五人以外的其他家族仍然自立节度使，拒绝向南周朝廷缴纳赋税，也拒绝接受朝廷政令。
言玉早早拉拢各小世家，占据最大的荆楚一带，对于这种境况只做壁上观。
黄璟不同于郑、裴、王是原来关中、关东氏族，他认为朝廷可以做出妥协来允许这些节度使自治，要他们纳少量的贡奉，朝廷也对他们有些保护协助，彼此合作。
郑、裴、王三家，都是当初在山东河朔要自立节度使的人，这会儿组建了朝廷，也占到了上头的角度，对于节度使三个字敏感的不得了，非要把那些节度使打成叛军，三家兵马联手对占广州的南汉节度使、占闽南的闽福节度使、占桂州的静江节度使同时出手。
其实五公各自的封地往南周朝廷纳得税也很少，说白了，不就是因为这三家节度使不入朝、不受管制还力量强盛么？
然而能在行归于周的眼皮子底下立足这么久，对方也不是等闲之辈，这三地节度使颇得地方民心，有些还和蛮族联手，死守地盘。郑裴王三家联手，不顾黄璟的反对与言玉的冷眼旁观，誓要吞并。
打这三条地头蛇，足足打了半年多没有打下来。
南周大军虽然也很强力，但打进去对方就会立刻死灰复燃，东躲西藏，当地百姓都给本地兵帮忙，把南周大军耍的团团转。
黄璟终于看不下去了，郑、裴两家也觉得这样根本不可能打下来，打下来也管不住，只得决定撤兵，此时十几万兵力已经消耗过半。幸而是三位节度使也被打的够呛，终于决定和朝廷合作，虽内部自治也愿承认朝廷。
郑裴王打那么急，也是有原因的。王家在山东河朔的势力被武将瓜分，郑、裴两家虽占据了黄河以南，但却逐渐紧缩内耗。而夹在南周朝廷与山东势力之间的刘原阳水军却疯狂发展，眼见着一座大营建立，成为了两边势力之间的天堑。一切都没有向计划那般进行，山东显然成为了管束不了的断肢，他们当然心头着急。
言玉却在这半年完全抛弃掉自己的投筹权，对于朝廷所有的政令他的态度就是：“听不见听不见”“不知道不知道”“啊什么风太大了你再说一遍”，其他四位不是没对此表达过意见，言玉表示反正你们不差我这一筹也能做事，我爱咋地咋地。
他只专心发展自己的岳楚。
岳州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他的封地内又有适合屯水兵的洞庭湖。再加上岳楚一带早早被他占下，几乎没有经历什么战乱，土地肥沃，大量垦田，粮食产量早早高于几次流民冻灾的江南，成为了南周的鱼米之乡。再加之水系发达，商路可通行，言玉窝在岳楚，开均田大量招揽贫农，竟一时繁荣甚至超过战前。
而就在东周朝廷军攻打三节度使不成撤走之后，言玉秘密支持与他接壤最多的静江节度使，大量运粮帮助对方救济民众，并提出想购入桂州的铜矿、葛麻。静江彼时最缺钱，岳楚与他们相邻却没有来攻打他们，静江节度使自然愿意与言玉合作。
言玉进一步提出，广州市舶司商贸发达，若是能建立合作，从荆楚至岭南一路合作，大家都能发财致富何乐不为。于是在他多番游说，以物资支援为诱惑，又授两地新的农耕之法，他惯常一副两袖清风的打扮，如此好心，如此谋求共同发展，广州与桂州的两大节度使均同意了与他的合作。
南周朝廷知晓此事，大为震怒，认为言玉是压根不把朝廷放在眼中，下诏命他还朝。言玉既不辞退五公之位，也不还朝。一脸“有本事你丫来打我啊”的样子窝在岳楚。
朝廷还真的没法去打他，他跟与朝廷成仇的几位节度使联手，真要是开战，估计他还不用动手，记仇的静江和南汉节度使就先上来咬朝廷了。
而朝廷内部也是岌岌可危，这个像玩具模型一样的朝廷，几乎问题层出。四公其实每个人单拿出来都差不多有管理一个朝廷的能力，然而就是因为这样的投筹制度，谁都不把南汉朝廷当自家，谁都惦记着自家的封地，更想掏朝廷来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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