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你的双脚并不像岩石般坚硬，反而是全身最敏感的部位之一。你知道脚底的神经类型吗？告诉你，跟生殖器中的完全一样。
你的双脚仿佛是挤满了活鱼的水桶，每一条都是一根蠕动着探寻敏感源的神经，只要给一点点刺激，造成的神经冲动就会蔓延至整个神经系统，也因此挠脚心可以让你大笑不止、全身抽搐。
难怪南美各国的独裁者在折磨囚犯时喜欢从脚底下手。鞭打脚底板的酷刑最初是由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发明的，后来为世界各地的虐待狂采用。无论是红色高棉还是萨达姆的儿子乌代，都喜欢采用这种刑讯方式，因为他们知道，脚底的神经同双手、面部的神经一样直通大脑。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脚趾会和嘴唇、指尖一样敏感，能感觉到最温柔的抚摸和最细小的沙粒。
“难道我不能采取什么措施吗？”我问托格大夫。
他耸了耸肩。“你可以继续跑，但迟早会再接受治疗。”他说着用指甲弹了弹装满可的松的针管，这东西待会儿就要注射进我的脚掌。我还需要花四百美元定做专门的足部矫正鞋垫，放在矫正过度足内翻的支撑性跑鞋里（每双一百五——还会涨价，而且我需要两双替换着穿，也就是三百美元）。即使这样，我还是免不了再度受伤。
“想听听我的建议吗？”托格大夫最后说，“买辆自行车吧。”
我谢过他，答应听从他的建议，但一出门就去找其他医生了。
或许托格大夫有些年老，太过保守了。一个从医的朋友向我推荐了一位自己也跑马拉松的运动医学足科专家。
足科专家给我做了X光检查，又用手指按压我的脚掌。“看来你是得了骰骨综合症。”他下结论说，“我可以给你注射可的松消炎，但你还是需要矫正鞋垫。”
“真没劲。”我咕哝着，“托格也是这么说的。”
他正要离开诊室去拿注射器，听见我的话停住了脚步。“你已经去找过乔·托格了？”
“是呀。”
“他给你注射可的松了吗？”
“嗯，注射了。”
“那你还来这儿干什么？”他马上一脸不耐烦和怀疑，好像我对足部注射很享受，甚至要上瘾了一样。
“你不知道托格大夫是运动医学界的教父吗？他的诊断通常都是准确的。”
“我知道。我只是想确认一下。”
“我不给你注射了，但可以帮你定制矫正鞋垫。还有，你确实该考虑换个爱好，别再跑步了。”
“好吧。”我说。这位身为耐力跑选手的足科专家也给了我跟托格大夫完全相同的建议。我根本没法同他争辩，只好再度另寻高明。
这样做，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固执，甚至不是因为我有多喜欢跑步。尽管我已经二十年没重读《盖普眼中的世界》了，但却从未忘记书中的一处细节：主人公盖普在每个工作日的中午都要冲出门跑上五英里。跑步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它融合了人类的两种原始冲动：恐惧与快感。无论是害怕了还是快活了，我们都会去跑步。既是奔跑着逃开不幸，也是奔跑着追寻幸福。
境况越是糟糕，我们就越拼命去跑。美国的长距离耐力跑运动经历过三次大起大落，每一次兴起都是在国家遭遇危机的时期。第一次是在大萧条时代，两百多个跑步者每天跑四十英里，跨越了美国本土全境，同时掀起了一股浪潮。之后渐渐平息，在七十年代初卷土重来，当时的美国人刚刚经受过越战、冷战、种族暴乱、一名总统犯罪和三名领袖遇刺的打击。第三次则是在9·11过后一年，越野跑忽然成了全美发展势头最猛的户外运动项目。这三次起落或许并非偶然，也许是因为人类心理存在着某种开关机制，意识到危险来临时，就会激活最原始的求生本能。在缓解压力和营造快感方面，跑步甚至比性更有作为。人类天生就具有奔跑的欲望，需要做的只是将它释放出来。
所以我寻找的，不是昂贵的矫正鞋垫，不是按月服用的止痛药，而是既释放奔跑欲望又不至于受伤的方法。我并不是太喜欢跑步，但又真的想跑步，于是去找了第三位医生，伊琳·戴维斯博士，一位生物力学专家，同时担任特拉华州立大学跑步损伤诊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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