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图用指南针和地图确定方位，但马上就被颠得晕头转向，不清楚萨尔瓦多是在转弯还是在躲避路中央的大石头。很快，我的努力就失去了意义——不管我们在哪儿，都已经离开了外人所知的世界。我们仍旧沿着狭窄的道路行驶，但地图却显示进入了茫茫森林。
“那儿种的全是大麻。”萨尔瓦多伸手指了指周围的丘陵。
因为警方无法在铜峡谷安排巡逻，这里成了两家贩毒组织的根据地。这两家分别叫“泽塔”和“新生血液”的组织，人员都以退役的陆军特种兵为主，双方势不两立。“泽塔”经常把拒绝配合的警官塞进燃烧的柴油桶，将敌对方的俘虏喂给“吉祥物”——一只孟加拉虎。在受害者停止哀号后，已烧焦或是布满老虎牙印的头颅会被收集起来，当作宣传样品。曾经有一次，他们把两个警官的头颅钉在政府大楼门外，用西班牙语在旁边写着“学会尊重我们”。
当月晚些时候，五颗头颅被扔进一家喧闹的夜总会舞池里。即使在我们目前身处的如此荒凉的峡谷边缘地带，平均每周被发现的尸体也不少于六具。
然而萨尔瓦多似乎并不在意，只继续驾着车在林间行驶，跟着车内音响有一搭没一搭地哼着歌。忽然间，他不做声了，关掉音响，紧盯着前方一辆带着烟尘忽然冲出的红色道奇，它的侧面玻璃全是黑色的。
“毒贩子。”他咕哝道。
萨尔瓦多尽可能地将车往右边的悬崖边靠，放慢了本就很慢的车速，最后停下车，好为车身更庞大的红色道奇让路。
他的意思很明确：我们并不敢找麻烦，只是处理些个人事务，跟大麻无关，请不要停下来……因为如果被他们拦住去路，用枪指着逼问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我们该怎么解释呢？
我们甚至没法告诉他们实话，否则就死定了。墨西哥的毒贩对歌手和记者的仇恨，不亚于对警察的仇恨。这里说的歌手不是空下来随便唱唱歌的人，而是像萨尔瓦多这样弹着吉他唱情歌的真正歌手。在过去的十八个月里，已经有十五名歌手被贩毒组织杀害，包括二十八岁的美女歌手赛达·佩玛，“赛达与罪人们”乐队的主唱。
她在一场演唱会结束后遭到枪击，幸存下来被送往医院，但枪手们一路跟踪，在她做完手术以后终于将她射杀了。年轻歌手瓦伦廷·埃利萨尔德刚从得克萨斯州的弥加伦越境，就遭到AK-47扫射身亡，而塞尔希奥·戈麦斯则在获得格莱美奖提名不久后被勒死，横尸街头，睾丸还在被杀前就先烧掉了。我想，他们会被杀害，是因为其名气、相貌和才华实在太过耀眼，让感觉良好的大毒枭们觉得自己受到了挑战。
毒贩们对歌手的敌视或许完全没有道理可言，那么对记者却是另外一回事了。美国报纸常刊载与制贩毒品有关的报道，政治家们会据此向缉毒部门施压，从而导致毒贩没有好日子过。泽塔组织的成员就曾朝演播室抛掷手榴弹，甚至越境追杀惹恼他们的美国记者，六年间共有三十名记者遇害。《比亚埃尔莫萨新闻报》的主编有一天上班时，发现办公室门口钉着一颗缉毒警察的头颅，以及一张字条：“你就是下一个。”长此以往，在墨西哥境内遇害的记者人数就可以跟在伊拉克的相比了。
现在，我们可是给毒贩们省了不少事：一个歌手开车载着一个记者主动送上门来。我把笔记本塞到裤子底下，紧张地扫视还有哪些东西需要藏起来。根本没戏：萨尔瓦多将自己乐队的磁带放得到处都是，我钱包里装着亮红色的新闻记者证，车座底下的背包里有录音机和钢笔，还有一部相机。
红色道奇靠近了。天气很晴朗，风中带着松针的清香，漆黑的车窗紧闭着，看不见里面。道奇渐渐放慢了速度。
往前开，我在心里反复念叨着，不要停下来不要停下来不要停下来不要……
车子停了下来。我提心吊胆地往左看去，萨尔瓦多正直直地盯着前方，双手攥着方向盘一动不动。我也学着他的样子朝前望去，纹丝不动。
我们坐着。
他们也坐着。
我们没出声。
他们也没出声。
每周六具尸体，我想。他们烧掉睾丸。我几乎能想象自己的头颅在奇瓦瓦的舞池间滚动的情形。
忽然，引擎的嘶吼打破了沉寂。我朝左瞥了一眼，见红色道奇经过我们，朝另一个方向驶去。
萨尔瓦多从后视镜里目送他们离去，直至道奇消失在尘土之中。
然后他拍了拍方向盘，打开了音响。
“太棒了！”他冲我喊道，“继续冒险吧！”
我原本紧张的神经渐渐放松，但没有持续多久。
几个小时后，萨尔瓦多踩下刹车，将车倒了一段距离，离开土路往右拐，开始在树木间穿行。我们正朝树林深处驶去，车轮碾过地上厚厚的松针。车身颠簸得更厉害了，我的头几次撞在车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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