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个月后，我又掐着表回到了墨西哥边境。这是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的傍晚，我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找到卡巴洛。
卡巴洛一得到斯科特的答复，就开始筹备比赛的具体事项。比赛时间不能选在秋收季节，不能选在多雨的冬季，也不能选在酷热的夏季，那时很多塔拉乌马拉家庭都会迁到峡谷深处比较凉爽的岩洞里居住。此外，卡巴洛还要避开圣诞节、复活节、瓜达卢佩圣母节和墨西哥传统中的几个婚嫁吉日。
最后，他终于把比赛定在三月五日，星期日。接下来的任务就非常艰巨了：他得从一个村子跑到另一个村子，通知比赛事宜；得敲定时间地点，保证参加比赛的塔拉乌马拉选手能跟我们碰面，一起前往参加比赛。一旦他的计算出了差错，事情就会彻底乱套：塔拉乌马拉人答应比赛已很勉强，万一到了预定的会面地点却发现我们不在，一定会悄然消失。
卡巴洛计算出尽可能准确的会面时间后就出发了。几周后他给我发了封邮件：
今天在塔拉乌马拉人的村落之间跑了近三十英里，传达比赛的消息。运气不错，我居然在同一天里见到了曼努埃尔·鲁纳和菲利普·奎马尔。当我告诉他们比赛计划时，两个人一脸兴奋，包括那个向来严肃的曼努埃尔。
卡巴洛那边进展不错，但我这边的安排却问题不断。斯科特·尤雷克同塔拉乌马拉人比赛的消息一传出去，立刻引起了其他高手的浓厚兴趣。然而，我弄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是认真的，甚至没把握斯科特本人究竟会不会来。
斯科特保持着一贯的低调，没向几个人透露他的打算，直到赛前一个月，他才有了些动静。他前后给我发了几封邮件，询问沿途的交通状况，但比赛日期日渐临近，他反而没了消息。到了二月下旬，我忽然在《跑步者世界》杂志网站上看见了一个得克萨斯州耐力跑选手的留言，说他当天早晨踏上得州奥斯汀马拉松的起跑线时，惊讶地发现斯科特就站在他旁边。
奥斯汀？我原本以为斯科特这时候应该在两千英里以外的墨西哥，正同妻子等候驶向克雷尔镇的“奇瓦瓦-太平洋”专列。再说，作为超长距离耐力跑强手，他为什么要去参加一场平淡无奇的常规马拉松？毫无疑问，他有自己的打算，只不过跟以往一样，他选择了默默行动，没告诉任何人——包括我。
所以，在那个周末抵达得克萨斯州的艾尔帕索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会领着一群超马高手跨越国境，还是只能孤身一人。
我在机场旁边的希尔顿酒店开了个房间，订好了第二天清晨五点出发去墨西哥的车票，然后又回到机场。我知道这可能是在浪费时间，但也不是没可能接到“笨瓜”珍·谢尔顿和“呆瓜”比利·巴内特，两名在美国东海岸耐力跑界声誉卓着的年轻选手。他们都是二十一岁，不参加比赛的时候，要么在冲浪，要么在参加聚会，要么就是因为人身攻击（珍）、举止不端（比利）或是在公共场合行为不检点（两人共犯，典型例子是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路旁做爱）正在蹲拘留所。
珍和比利是两年前才开始跑步的，但比利已经在东海岸赢得了好几场五十公里越野耐力赛的冠军，而“年轻貌美的珍·谢尔顿”（这是耐力跑爱好者乔伊·安德森在博客上对她的称呼）则刚刚在一场一百英里耐力赛上取得了接近全美女子最佳纪录的成绩。“假如她打起网球也和跑步一样，”安德森写道，“那肯定能成为最有钱的女运动员，因为所有的赞助商都会被她吸引。”
我曾经同珍通过一次电话。她和比利都很愿意去铜峡谷参加比赛，只是我想象不出他们如何才能成行。他们俩既没有钱、没有信用卡，也没有时间：两人都还在读大学，而比赛时间刚好和期中考试冲突，假如他们逃课去参赛，这一学期就算挂了。但就在动身去艾尔帕索的两天前，我收到了这样一封邮件：
等等我们！晚上八点十分到。
艾尔帕索是在得克萨斯，对吧？
那以后就没有了消息。不管怎样，我还是准时回到了机场。尽管从没见过他们俩，但我可以通过他们的名声判断出他们的模样。
在机场行李大厅，我看到了一对看上去像是离家出走的青年男女，立即断定他们就是我在等的人。
“珍？”我问。
“没错！”
珍穿着棉T恤和冲浪短裤，趿着一双拖鞋，麦黄色的长发扎成了两条辫子，看上去就像个金发的长袜子皮皮。她的美貌和身材像极了花样滑冰选手，为了避免人们产生这种误解她曾去剪了个寸头，在右前臂上文了只黑色的吸血蝙蝠。后来她才发现，那图案正好跟百加得朗姆酒的商标如出一辙。“没啥。”珍耸了耸肩，“就算是免费广告吧。”
比利，相貌跟珍一样出众，着装风格也同她差不多。后颈上文着部落图腾的花纹，脸颊两侧蓄着胡子，跟金发连成一片。他身穿紧身冲浪上衣，配着花朵图案的冲浪短裤，依珍的话，“就像是个刚刚洗劫过内衣柜的小野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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