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邓宽两人在身后听到这段话，开始沉浸下来，心有所悟。特别阅历丰富的洪承畴，对商人的定位一直很矛盾。
商人多奸诈不法，所以社会其他阶层的人，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地主士绅，乃至工匠和三教九流之人，都对商人有潜意识的敌视，动不动就骂人家奸商。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整个社会又离不开商人，商品流通和社会财富流动兑现需要商人；如果没有商贸往来，整个经济生态链就会崩溃。
刘星的话语中，似乎透露一个信息，那就是要解决这种病态的矛盾。
实际上，在刘星眼里，商人的地位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如果统治者再无视商人的社会矛盾问题，迟早会生出祸端。
作为一个统治者，不能一方面利用商人去做商品经济运行的核心角色，从他们身上获取赋税财源；另一方面，又不段的去诋毁贬斥商人；那样的话，商人们内心都会骂我去年买了个表。如果统治者不能正视这个问题并解决这问题，社会一定向恶性循环发展，并且造成祸端。
欧罗巴打陆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怎么来？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再过几年，英国的商人就马上要造反了，那位风光一时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就会被会议军赶下台。究其原因，就是英国国王既要商人当马儿跑，又不给马吃草。
前世那个时空，强如英明神武的康熙，在这个问题都没找到解决办法，只是依靠一两个能员干吏，使用权谋的手段压住商人。但是康熙和雍正两人作古之后，乾隆对商人就只有一个临时性的办法。乾隆的临时土办法那就是杀；严重漏税的杀；勾结官员的杀；走私的杀。然而，没什么用，那都是治标不治本！因为这些统治者都没有从法制上高屋建瓴去约束。
有法制约束，依然有人会铤而走险，但至少有法可依，就脉络去治理。如果连法制没有或者极度不合理，那商品经济就是一团无法收拾的浆糊了。
道理就是这样，社会道德风气属于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虽然，人们经常看到当权者在那里高呼精神文明建设，下面依然有人干一些心病狂之人的事情。但是，一旦连官方连道德都不去强调，不去引导，那下面社会秩序很快就会彻底完蛋。
所以，在刘星看来，引导才是重要的。其实不光是商人要引导，士农工商和各类杂项从业者都要引导，都要给他们跳出圈子上进的机会。路人甲是农民，但他的后代可以有机会是官员；路人乙是官员，但他的后代无能，可能会被迫去学当工匠；路人丙当工匠当的好，可以被提报去当官员来教出更多的好工匠。这才是一个向上蓬勃发展的社会。
简而言之，一个社会各阶层结构要不断反复流动变化，形成优胜劣汰的循环，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这个道理古往今来都是一样的。
《道德经》开篇立意的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很多人以为《道德经》是道家和道教的开山典籍，其实这个理解是有错误的。道家和道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道家是一门治国统治的学问（各位：现在知道为什么《道德经》无法选入九年义务的教材了吧？）；而道教是一门追求养生甚至是虚无缥缈的长生的玄学学问，还有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
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是需要保持动态平衡！才会焕发出勃勃生机和发展的活力。所以，刘星未来就必须解解历史遗留下来原罪条框。也是时候，让商人阶层走一趟正确的路子的时候了。
解放商人，让他们拥有更多灵活选择空间。约束商人，是防止他们染指政权。刘星筹划的未来的格局里，既不能再出现东林党这样畸形朋党，也要规避未来出现米帝国那种变态的托拉斯垄断巨头。
乘着在场的人都在鸦雀无声的沉思当头，刘星对包和轩说道：“包老，令郎包同川，本王见识过一次。有学问，有阅历，为人办事颇为干练，本王有意让他来担任王府新六部中的户部侍郎一职，不知包家可愿意？不过，咱们有言在先，如果包同川接受本王征辟任职，包家日后可就不得从商，必须从各行当里隐退！”。
七十三岁的包老爷子，今天是连续被这石破天惊的消息给搞得懵逼了。先是关于商人的定位言论，紧接着是辰王对包家抛出一个大礼包。六部侍郎是正三品高官，自从隋唐实施科举制度之后，再也没有一个人以商人的身份乍然跻身的高官行列，更何况是六部大员！
包和轩稍作思虑，就立即跪拜道：“包家感谢辰王不弃商贾之人低贱的恩情，老朽待犬子谢过辰王天恩！”。包和轩做了这个决定后，就等于将包家的生死荣辱全部押到辰军的战车上去了。今后，两者真正的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了！
随着刘星的入驻南京，燕子坞码头上发生的一切以各种渠道飞快向天下间传遍去。各方有心的势力家族，接到消息后则议论纷纷。刘星抬高商人地位，并征辟包家的长子包同川为官的消息，更是成为天下人关注的重点。一时间，诧异者有之；怒骂诽谤者有之；羡慕嫉妒者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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