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不用说，朝廷这一次一视同仁，对于士绅免赋的田亩，居然也要被纳入“摊丁入亩”的田地之中，因此士绅们十分不满，原来在这之前，在他们心目中，隆武帝攘外安内，扫平流贼，抗击建虏，是大明有史以来的第一明君，但摊丁入亩，损害到他们的实际利益之后，他们对隆武帝的好感，大大下降，原本在士绅之间传颂的，对隆武帝的赞歌，一下就销声匿迹了。
而紫荆城中的朱慈烺也知道，他和士绅的蜜月期，已经是结束了，接下来，他还要面对更多的挑战。
要面对挑战，就需要有更多的武器，同时也需要有更多的能坚决执行他命令的官员……
想到此，朱慈烺目光看向了御案上的两份奏疏。
一份京察。
一份是举荐钱谦益的奏疏。
……
正月十六日，内阁六部和都察院官员异动。
南京礼部尚书钱谦益调任京师，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原都察院左都御史方岳贡，调任南京，为礼部尚书，等于两人调换了一下位置。
原户部尚书傅永淳调往南京，为南京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倪元璐转任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的空缺，则由内阁三辅袁继咸兼任，户部侍郎堵胤锡，转调吏部，为吏部侍郎。
消息传出，群臣私下里立刻议论。
----今年为隆武二年，是为六年一次的京察年，京察乃是大明惯例，每六年要对南北两京的官员进行一次大考察，谓之“京察”。京察时，四品以上的官员由皇帝亲自考察，四品以下的官员由吏部、都察院会同考察，如果考核不合格的官员，会被贬职，甚至是罢黜，削职为民。
--照例，京察乃是吏部和都察院的权责，内阁是不能插手的。
当然了，事在人为，张居正为首辅时，就曾经插手过京察，将一些原本是乙等的官员，改为甲等。
京察有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疲、不谨八个判词，考满则有称职（甲）、平常（乙）、不称职（丙）三种标准。
最初，京察是相当严厉和严苛的，但明中期以后，考核制度逐渐废弛，渐渐流于形式，或者是沦为党派之间排除异己的一个工具，“黜贪存良”的意义也渐渐不存在了。
朱慈烺要想整顿吏治，振作官场，清除一些顽固，非得从严京察不可。
而要从严京察，就得有左都御史和吏部的完全配合---左都御史方岳贡虽然是一个清官，也是一个直臣，但性子过于古板守旧，和刘宗周黄道周同出一辙，如果继续由他执掌都察院，朱慈烺想要在今年京察中，清除一些占据要害，顽固守旧的官员，怕是根本做不到的。
但左都御史不是轻易就可以替换的，能担任左都御史的，都非得是德高望重之人不可。
这也是朱慈烺拔擢钱谦益，将他从南京调到北京的原因。
钱谦益威望足够，而且坐了这么多年的冷板凳，先被提为南京礼部尚书，现在又来到京师，成为实实在在的左都御史，心中必然感激，以他的圆滑和机巧，一定知道该怎么报答皇帝陛下的知遇之恩。
对于隆武帝忽然调换方岳贡和钱谦益，朝臣并非没有异议，其中四辅范景文就反对，他说，宪台无过，何以忽然要调到南京？钱牧斋虽然有才，但谏言并非其所长，更何况钱牧斋当年主考南直隶之时，考生作弊，钱牧斋身为主考，有失察之责，先帝遂不再任用，现在任其为左都御史，怕是不妥。
宪台，左都御史的尊称。
“先帝不用钱牧斋，不过是因为温体仁之故，温体仁平庸之辈，外忠内奸，苟以充位，遗患多多，朕岂能因他而不用钱谦益？”
但朱慈烺不理。
……
过往京察，四品以上官员，用“自陈疏”的形式，向皇帝报告过去六年的工作，并谦虚自省，说自己做的不够好，希望皇帝能够罢黜自己，选用其他贤能。皇帝在看完自陈疏后，通常对臣子多加鼓励，然后将其留任--每一次都是如此，行礼如仪，如表演一般，甚至皇帝到底有没有看臣子们所写的“自陈疏”？其实都是一个疑问。
而四品以下官员，则是不同，除了政绩之外，更多的是看党争，又或者是南北之争、、乡籍之争、师生之争，
总之，但有关系，即便政绩不佳，也可为甲等、最不济也是乙等，可以继续留在京师，如果没有关系，那就对不起了。
天启年时，阉党主持京察，大杀四品以下的东林和清流，东林主持京察之时，则又将四品以下的阉党全部赶出京师。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其间没有多少政绩的考核，全部都是党同伐异。
但这一次的京察却不同，早在年前，隆武陛下就有明旨，这一次京察臣子们不必写“自陈疏”，官员也不必到吏部、都察院接受问询，今年的考核，只以政绩为标准，其他一概不论。
户部的政绩是收了多少税银？攒了多少粮？下面的各个分司，什么十三清吏司，广盈库、军储仓，各司主官交叉询问，详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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