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一段时间，校园平静，大家都投入紧张的学习中，暂时将与学习无关的事情置于脑后。
两个军人走进东侧门，找到了刘忠办公室。
刘忠看过军官证以后，问明来意，道：“许连长，包强只在复读班学了一个多月，你们搞政审应该到五中，他是五中毕业生。”
许连长年龄在二十七八岁，道：“我们部队是红军师，对士兵的政治素质要求很高。包强毕业以后在一中读复读班，按照部队要求，我们要走访学校，目的是了解他在近期的表现情况。”
在学校当了多年中层干部，刘忠对接兵队伍的工作还算熟悉，他没有再多问，字斟句酌地沉吟道：“包强在一中复读班读了一个多月，时间短，我们没有深入了解。在校期间，他能够认真学习，没有违法乱纪的事情。”
包强是复读班的老鼠屎，让刘忠操心不少，怄了不少气。但是，在他的心目中，包强只是调皮捣蛋的学生，并非十恶不赦的坏人。作为破产企业的子弟，就业渠道很少，能到部队当兵不失为一条出路，至少强于流落在街头成为杂皮。他没有向许连长讲实话，很原则地讲了一些空话和大话。
交流了十来分钟，在即将结束谈话的时候，许连长道：“我走访居委会的时候，居委会干部听说包强表现不佳，在学校和同学们打架，受过好几次批评。”
刘忠道：“哪个学生没有被老师批评过，这是正常现象。许连长，别光顾着说话，请喝茶。”
许连长合上了笔记本，与刘忠握手，告辞而去。
在世安机械厂家属院里，谢安芬在门口翘首以盼，等着来家访的接兵部队领导。
包强父亲包大国是老技师，和很多工厂技师一样，谈起复杂的机器津津乐道，搞起社交笨手笨脚，他用满是老茧的手指夹着两元一包的劣质烟，对老婆道：“我听人说，非农户口当兵的名额紧张得很，大家打破脑袋都想挤进去。”
“这不是废话，非农户口当了兵就有了份工作，如果转业后能够分配到机关单位，一辈子旱涝保收。这是娃儿一辈子的大事，你别舍不得钱。”
包大国唉声叹气地道：“就怕花了钱，事情没有办成。”
谢安芬道：“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娃儿在社会上混，迟早要学坏，刘建厂以前是挺乖的娃儿，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吃、喝、嫖、赌啥子都做，就差没有贩毒了。这娃儿迟早要吃牢饭。”
夫妻俩等到五点钟，才看到两个便装青年人走到楼下。他们一路小跑下楼，将接兵部队领导请上楼。谢安芬拿着两包红塔山，硬塞到两个年轻军人手里面，道：“烟孬了些，你们别嫌弃。企业破产后，家里条件不好，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许连长手里握着笔记本，没有说话，进屋以后，将红塔山放在桌上。昨天有人悄悄塞了信在屋里，反映包强是流氓地痞，在社会上胡作非为。接到信件后，他和邓副连长走访了学校、居委会，虽然多数人都在说好话唱赞歌，仍然有人反映了些问题。
谢安芬道：“我们家娃儿从小就想当兵，身体好，能吃苦，到了部队不会给领导丢脸。”
许连长不动声色地道：“听说你们娃儿在社会上打过架？”
谢安芬心里一惊，道：“我们家小孩子从来不惹事。”
许连长翻开笔记本，道：“不对吧。好几个人都反映包强在外面打架，我们部队对政治要求最严，如果出现一个政治退兵，我们这些接兵的就要吃不了兜着走。”
谢安芬在心里痛骂那些长舌妇，同时拍着胸脯道：“我家解放前是贫农，解放后是工人，是响当当的红五类，政治上清白得很。”
许连长解释道：“我不是指政治成分，主要看包强的现实表现。”
包大国赔着笑，听包强母亲与接兵部队家访的领导说话，一句话都插不上，只是不停散烟。到了五点半，许连长起身告辞。
谢安芬站在门口，胖大的身体将房门堵得结结实实，道：“许连长，今天无论如何都不能走，我们在馆子订了桌席，你们不吃饭，就是看不起我们工人阶级。”
许连长道：“部队有要求，在走访时不能在走访对象家里吃饭。”
谢安芬在门口岿然不动，道：“你们不答应，我就站在这里。以后孩子到了部队，还得你们多照顾，今天这顿饭必须得吃。”接兵干部只是负责把新兵接到部队，不负责以后的管理。很多新兵家长不知道此事，对接兵干部寄予了厚望。
许连长被堵在屋里，面对着朴实的夫妻俩，重申道：“部队有规定，不能随便吃饭。”
包大国不停地散烟，道：“到了吃饭时间，怎么能不吃饭就走。”
无奈之下，许连长同意吃饭，不过提出了一点：“随便找家馆子，别弄得太复杂。”
晚上八点，夫妻俩送走客人。
这一顿饭的菜钱加上烟、酒，花了300多元。对于一个破产企业职工，这已是一个大数字。夫妻俩在狭窄的客厅里相对而坐，闷声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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