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苏轼深受韩愈影响, 对于佛道并不怎么重视，但是他幼年乃是由道士开蒙，对于道家经典极为熟悉。而宣夜说又来自《老子》、《庄子》，只是稍加融汇, 他就理出了一套颇为完整的说辞。
日月星辰皆为气所化，浮在真空之中。因真空无处不在, 无所不包，故而天体皆为浑圆, 就如水落成珠。而真空本身无色无形, 亦无寸力，乃为混沌。日月星辰自鸿蒙初开，被大力推动后，就按照某种轨迹, 永不停歇的运行了下去。
这理论, 他也参考了沈括所言的“阻力”。不论以多大的力推动一物，终究会有停下的一天, 只因大气无处不在, 奔马疾驰, 劲风足能刮的人脸痛，也是这时时刻刻的阻力在作用。而换成了真空，没有了大气阻挠，那么万事万物岂不是会亘古不变的运转？如此, 就能解释为何日升月落从未变化, 为何斗转星移却仍旧周而复始, 有迹可循。
而这一理论，又和他的养气说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人之初就如真空，鸿明初开，无有善恶。因而求知的过程，也就是养气的过程。吸纳天地元气、正气，避除浊气、污秽，才能向善，才能养出真正的“浩然气”。因而性善说和性恶说都是片面的，并非本性所在。奢谈“性命”，非但不会获得益处，反而会误入歧途。
如此一来，他的理论就严丝合缝的扣在了一起。而苏轼着文向来如江河直下，浩荡磅礴，意态洒脱，又兼之以理入情，更让人读来酣畅。他这关于大气和真空的文章一出，立刻传遍了士林。有人击节赞叹，有人不以为然，亦有人愤而驳斥。
在浑天说占了主流，延绵数百载，无数经义都立于其上的情况下，争执就是免不了的了。正巧此时保甲法的乱子已经差不多平息，于是也开始有人针对大气压力，乃至真空大肆批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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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方为混沌，无清无浊，无善无恶……”身为经学大家，《明德报》的主编，程颐自然也拿到了苏轼文章的手抄本。然而一遍遍读来，每一个字都仿佛戳着他的心肝，让人胸闷。
这论调太过别出心裁，又有那杆生花妙笔，居然也气度雄浑，汪洋恣肆，只看着就让人心底信服。可是这论调，跟他毕生所学全不相同啊！研究经学，怎能不提“性命”，怎能不涉“宇宙”。他又是力主“天理”，对于这些说的就更多、更深。现在可好了，突然冒出的“大气有巨力”，简直像是一个耳光扇在脸上，哪怕衍生出的“真空说”，不过是苏轼臆测，他也很难找到反对的立论了。
若还想秉持“理在气先”，他就必须解释“大气有巨力”的道理，并说出“真空”不存在的理由。然而就算亲眼所见，亲手实验，他也没能想明白其中道理呢，哪有办法说个明白？
“正叔，这文且先放放吧。再读下去，你就要魔障了。”见弟弟这副模样，程颢忍不住道。
“阿兄就认命了吗？”程颐骤然抬头，恨恨反问。这些日来士林里多少人对宝应观演法长篇大论，或赞或叱，可是他却一个字都没有写，《明德报》上更是提都不提。有读者都开始对来信问询了，他却依旧理不出思路。难道真要跟着张载改弦更张，谈那“气在理先”吗？
程颢却摇了摇头：“自是不能认命。只是天地博大，又岂是区区几人就能辩明的。既然大气却有巨力，就要放开成见，避除心障，想明白其中道理。一味想寻错漏，反倒容易误入歧途。”
这也是程颢跟程颐最大的不同。一个讲究“心”，一个讲究“理”。故而程颢能看得开，程颐却是不能。
沉默良久，程颐低声道：“这气，当重新‘格’来。一个道士所言，终究距离至理太远。况且浑天说不同于宣夜说，乃是儒家正统，哪能轻易更张？”
“你想从《白虎通》入手？”程颢立刻反应了过来。
“不错。《白虎通》方为纲常之始，‘天人感应’乃是至理，不可篡改。凌霄子以道乱儒，可是大过。”程颐像是一点点找到了方向，声音也逐渐大了起来。
“天人感应”之说来自董子，而《白虎通义》就是他思想的大成和延续。也是此书，确立了“天道”和“三纲五常”的关系，更解释了宇宙奥妙。若“大气压力”还能勉强融入，“真空”的说法就不妙了。毕竟《白虎通义》所言，有了太初、太始、太素后，天地就已成型，阴阳分明，而这才能牵扯出其后的伦理和天地之德。但若是天穹中还有“真空”，那岂不仍旧有混沌，仍旧有初始。这些不受纲常控制的存在，又该如何解释？
不过程颐想的也十分清楚，针对苏轼，他很有可能辩不过。但是针对凌霄子就不同了。若不是他在宝应观前演法，又岂会让人生出这等忤逆的心思？因而直指那小道，比反驳士林中的众人都要简单，也更釜底抽薪！更妙的是，他撰文批驳那小道，对方能驳斥吗？莫不是要在报上笔战？一旦如此，连跟他关系匪浅的《日新报》都要受到牵连，岂不一举两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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