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偶尔见面，吃饭，聊天，都尽量只说开心的事，好玩的事。她不想再抱怨工作中任何的不开心了。大家都是这样，微笑，在一起消磨一点时间，不停地吃一些零食，然后分开，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对着巨大的寂静与沉默。
她觉得自己生活在北京与安徽老家或者别的什么地方都没有任何差别，都市的繁华与文化中心的地位、资源，对她来说都好像远在天边。她很少去闲逛，就连博物馆和剧院等地方也去的很少，这个城市的所有人事物对她来说似乎都只是布景。无声的布景。每一天当她混合在上下班的人流中时，不知道这些擦肩而过的人与她的交集在何处；不知道自己为何会与这批人搭同一班地铁，在同一节车厢；她戴着耳机，听自己喜欢的音乐，有时候也被打动得潸然泪下，有时候纯粹只是为了隔绝外界的噪音，用一种有序的噪音隔绝另一种无序的噪音。
她的社交生活极少。很多业界内的聚会与小圈子，她都不介入，不参与。刚开始来北京时，她还对这些社交活动有些好奇，可是参加了几次之后，她觉得那种场合和时刻，她坐立难安。所有的人都在互相恭维、吹捧，她觉得自己仿佛被灌了让人无法开口的某种毒药，她对自己的上司和社里的领导都说不出那种话。她看着身边的同事极其自然不着痕迹地溜须拍马，心底里又佩服又厌恶。所以她在社里的存在的确很特别，总编看中她的勤恳和踏实，但社里的人总认为她可能比较孤僻、内向，慢慢地也就很少有人和她交往了。大家白天8个小时在一起时只是因为工作原因聚在一个屋檐下，而一旦下班之后，就各自成为对方生命中的路人甲一般。
可能所有在北京打工的“白领”都有这种明确的认知，所以也不会对“职场友情”有过分的期待，但庄禾内心还是坚信如果她与某人臭味相投，那她一定是自己的知己，只是这样的人自从大学毕业之后就没再遇见过了。
高中时代她有几个很要好的朋友，现在她们都天各一方，也基本上都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她们几乎不再见面了。除了十分偶尔的网络联系。她时常回忆那个时代。她们每周末都要给彼此写信，周一去学校时第一件事就是互相交换信件。她喜欢亲手制作各式各样的卡片和信纸，写上满满的心里话，然后叠成各种形状，最多的时候是叠成心形，再装进自己做的小信封内，期待着交换信件的那一刻早点到来。那个时候到底有什么话那么想和对方分享呢，她已经记不得了。上了大学之后她还跟高中时代的一位朋友保持着信件往来。她可以写上满满的三页A4纸，与他谈论文学、读书、校园、思想等所有的一切话题。而他也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回应着她。她也几乎忘记了他们之间的友情是何时结束的，好像自然而然地，再也没有信件寄来，她也没有在A4白纸上洋洋洒洒地倾吐的欲望了。她回想的时候常常吓一跳。时间的力量蚕食了所有的东西，包括记忆。
大学时代她交到了两个好友，除了自己的舍友外。她们一起去逛博物馆，看电影，偷尝洋酒和烟的味道；也一起信步谈天说地，去超市买一大堆零食回到宿舍边看电影边享用。后来她们去哪儿了呢？其中的一个早已结婚，去了日本。而另一个呢，也即将结婚，她们还因为闹了点误会，已经不再联络了。
庄禾来自安徽的一个小县城，跟着单亲母亲生活。她从小到大都算是乖巧，母亲对她寄予厚望，她也没有让她失望。研究生毕业就离开了故乡，一直在北京。因为母亲身体有些小毛病，她便把她接来和自己一起生活。她每天为她做好早餐和午餐，然后乘一个小时地铁去单位，晚上下班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往厨房跑，她得准备两个“独身女人”的晚餐。周末的时候她带母亲出去散散步，采购一周的生活用品和食品。这样固定而简单的生活已经持续了3年了。庄禾内心平静，虽然她时常会为一些事和感情所动容，所困扰，但她坚持自己单调的生活，并不打算去改变。
她的母亲没有工作，有时候会因为身体的毛病要她陪她去医院。她也为女儿的婚姻担忧。陪伴在女儿身边的3年，她看到女儿一步步把自己与外界封闭起来，生活的路线固定在上下班、单位、出租屋、超市和菜场之间，她心如刀割。她跟朋友和亲人们如泣如诉地倾倒着自己心里的苦水。她也曾给庄禾介绍过一些对象，但都不了了之。不是庄禾看不上人家，就是别人看不上她，总归没有遇到对的那个人。
有一段时间，庄禾动过回老家的念头，毕竟自己一个女孩子带着身体不好的母亲，在北京漂泊是很辛苦的。她的工资并不高，刚够每个月母女俩的开销。她觉得自己一直租房住倒无所谓，可是体弱多病的母亲也这么跟着她四处搬家，内心充满愧疚。每次在路上接到卖房的广告，她都会仔细看完，然后心碎地扔掉。她知道自己并没有想过要在这里安家落户，只是目前她到底应该继续留下还是带母亲回到属于她们真正的故乡，对她来说还是一个模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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