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史的人大多明白，是个长脑袋的就有当帝王的心思。朱元璋就是最好的引路人。以前大小军阀，地方财团及政客各拉山头，争天夺地。今天好歹走到一起，实属不易。本应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可到了紧要关头，总有偷奸耍滑的。一个弃城，把民众一丢，多年的民国道行走了下坡路。说穿了，都是嘴上的抗日。今天声明，明天宣言，后天又是全国通电，可怕显示不出自个儿能耐似的。是个念书的，就会操刀弄笔。文章，尤以官样文章，谁还不会写两下。问题是你敢不敢和侵略者刺刀见红，哪怕拼得全军只剩下最后一个人。而这个人不是你，也不是我，他应是一个民族走向自由理想的一把剑，一秉个性化身的魂。
面对战争，每个人都怕死。说不怕死，那是游说。只是到了那个节骨眼上，怕死也没用。之前，先见见血，哪怕是杀一只鸡也好，见了血，就没事了。于是人变得非常勇猛，英雄就是这么产生的。
那一日，从前线一路风尘下来的战地记者，走近欧式建筑的县府，是采访，还是歇脚，说不清楚。无意间推开教育科的门探了进来，微微一笑，又退了出去。
这样的举止，还有从前线涌下来的伤兵。因无人安置照料，直闯县府。不同的是，伤兵的举动，多些冲动。就是这一进一退的生人面孔，让同仁对时局的议论多了几分担心。
因一个士兵失踪引起的战争，这在人类史上并不多见。失踪仅是日本国的一个借口，贪婪才是目的。南口战役之后，守军节节失利。活跃于西北战地新闻采访的记者报称：大片国土“丢得非常艺术而有规律，一站接一站的送掉。”边城“虽然大的许多，也是一样”要送给日本人的。媒体分析，这样的败退，从战局着点，有以下解读。
缺少牺牲之决心的精神，少有像十三军和三十五军这样敢于应战的将士。更多的是未闻敌军到来，早已跨马逃之夭夭。即便是对峙，跑的一念从未松懈。原因之一，军人加商人的治军原则。城内众多商家字号的东家不是这一支的旅长，就是那一支的师长，账房先生和军需官在同一肩上担着。军人沦为无利不起早的商人意识，国之安危何固？军人经商，无疑于良家之女从妓。由此引发的社会贪腐，人道崩溃，乃治国之大忌。然这样的大忌又多因君臣之倡导，社稷之乱肇始必然。又云，从鸦片的禁与放，晚清和民国的一路走来，所到之处，罂粟之花盛开。由南而北，鸦片的种植，贩卖成为军费给养的主要来源。仗打的如同生意，讨价还价，而官兵的薪饷之高于社会普遍阶层。官的劣愈积而腹便，如不瘦身，如鸭，谈何御敌。试天下无敌也是一句废话。
军队如此，政府又如何？
边城，古以九边重镇之一自称。煤炭资源丰富，石窟小乘佛教文化悠久，又是晋察绥若干经济、政治、文化、交通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纵横家对其之地进行战略盘点，得则天下，失之则亡。可见边城作为旧时国之门户得失的意义。天津《大公报》战地记者在采访这座北方重镇时，对边城的古老、富庶、安闲无不称道。盛赞这里的女人是“最有神话式迷人的力量。”
然而，战争的残酷，却让沿平绥铁路运回的伤兵滞留车站，无人接管。此前的伤员已经人满为患。医院、学校，甚至连山里的石窟都辟为战时医院。伤兵打到县府，县长不屑一顾，衙门作风十足。媒体披露，县长是一名具有“二十余年历史的以干练得宠的老吏，他知道做官的成败得失。不在于伤兵对他的好坏，而在于对付上司之是否周到。”任命的沿袭，只唯上，不唯下，走多远，还是一个王朝式的秉习。人类历史的败笔就在于此。
还要指出的是，战时边城，媒体报道的及时，甚至口无遮拦，将后方的现状，交通运输，及无人解决汉奸的问题等等，一一告诸公众，甚至连傅作义主席的行踪和意图都讲了个明白。幸好文章见报发的晚了些，如果发的及时，日本人的密探得知傅将军在哪个矿间坐镇指挥，一阵轰炸的认真，还不移得一塌糊涂。
眼下，军政人员的撤退，弃之一县民众于不顾，亡命省城。
政府的转移，让顾先生醒悟了许多。自然曾和县府签下的一纸聘约不得不自行解除，也无口头告知或一书面的传递，那么随意，如丢一块抹布。政府的公信力，法的约定在日本人的来临前结束了。
起身下炕，沿着窗间走神。回首一瞥，摆在柜面的笔墨看来要收拾入箱。徽州的笔，制作的手艺真是好的不得了。笔的上端竹面，字和图案的刻一并写意，刀工的流畅自如，潇洒而栩栩如生。再说砚，一方，墨的经久让端面以呈凹状。祖上的，跟着贤人走了不知多少的路和年头。制砚师的手可谓巧夺天工，那一片吉祥，始终沉不到底，浮在云端，一个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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