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分析明朝灭亡的原因有很多。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最直接最明显的，便是大明的财政系统。
或许是太祖皇帝朱元璋是小农民出身，对财政这种专业性极强的政策有着片面的认识。总之，大明的财政水平可以说是非常简陋的。
尤其对比宋代，明朝的税收可以说是倒退了几百年。
宋真宗时代，国家财政收入1.6亿两白银，而大明在穆宗皇帝隆庆年间每年财政收入只有3078万两，不过是宋朝的19%。更主要的是，农业税占明朝政府总收入的81%，工商杂税只占总收入的12%。不仅少，质量也差。
虽然都讲宋朝商业发达，故而商税众多。但实际上，大明的商业初年的时候可能不如宋朝发达。但到了明末，江南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已然发达到了堪比宋朝甚至超过的景象。
但到了明代，比起宋朝的时候商税反而更加稀少了。不仅如此，除了农业税外，工商杂税的比例越来越低。
不仅如此，宋代财政收入早就实现货币化，太祖皇帝却把税收制度倒退了几百年，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
“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类的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地向村民征收”。
“全国盖满了此来彼往短线条的补给线，一个边防的兵镇，可能接收一二十个县份的接济；一个县份也可以向一打以上的机构缴纳财物”
万历二十年，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二十七个不同的机构交款，但总数则不出白银二千两。
如此财政税收的制度下，整个帝国财政充斥着原始小农式的短见与浪费。不仅是人力物力上的浪费，更是造成了整个制度上缺乏对商业金融的考量，在帝国结构设计下便造成了先天的不足。
更加致命的是，大明的税收数量基本上建国初期就开始确定，1377年，太祖皇帝分谴各部官员、国子监生和宦官巡视178个税课司局，固定他们的税收额度。
1385年，太祖皇帝命令将各省和各府税粮课程一岁收用之数刊刻于石板上，并树立在户部厅堂内。1393年，田赋收入达到3227万8900石，太祖皇帝对此很满意，宣布北方各省新垦田地永不起科。自此各地定额税收作为不成文的法律固定下来，后来也偶尔进行过小的调整，但基本定额从来没有被摈。
此后，整个大明财政体系也只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户部与其说是帝国的财政部门，不如说是总会计部门。不仅大明六部包括其余中央部门都有自己的税收大权，就连一些基础性的修修补补户部也没有权限。
李邦华就任首席大臣虽然权柄俨然首相，但实际上，在大家都没有摸清楚朱慈烺的秉性之前，大明依旧按照原来的模式在运行。
故而，实际上税收政策的一点更改都是需要得到皇帝授权才可以的。
这也就是这一回李邦华几人求见朱慈烺的原因。
对于两人要求的改革，朱慈烺当然不会反对。他只是一直以来都没有抽出时间这才没有着手罢了。
然则，朱慈烺看两人的表情，也纷纷明白，他们被惊到了。
大明的财政，要说最大的弊端，那就是不公平。
这种不公平不仅体现在结构上失衡严重缺乏科学的调整涉及。更是在实际的征收之上有着极大的失衡。
尤其是在征收对象上，更是堪称致命。
而这，便是官绅免税。
在后世，大部分人或许会觉得哪怕是高官显宦，照样也得纳税。不管免税以及逃税的法子多么繁多荫蔽，至少从法律上讲，人人都得纳税。
但换个时候，在大明可就不是这回事了。
按照常理讲，既然是大明子民，自然要人人纳赋税徭役。但显然，大明的官绅是不如此的。
太祖皇帝在时诏谕：“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若贤人君子，既贵其家，而复役其身，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
也就是所，洪武年间时官绅是不需要服徭役的。
到了嘉靖二十四年《优免则例》则规定，京官一品优免役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以下递减，至九品优免役粮六石、人丁六丁；外官减半；举、监、生员优免粮二石、丁二人；致仕优免本品十分之七。
最后到了万历三十八年时《优免新例》规定，现任甲科京官一品免田一万亩，以下递减，八品免田两千七百亩；外官减半；致仕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进士优免田最高可达三千三百五十亩，未仕举人优免田一千二百亩；生员、监生八十亩。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个免税条例也只是一种额度，也未必会有谁都用得上。比如海瑞，还不是死的时候连个丧事都办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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