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意思是？”石云问。
“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区以渎职罪法办的第一人，是我一个好朋友的表哥。表哥被判后，他见我后为他表哥鸣不平。他说他表哥一直规规矩矩、奉公守法，绝对是被冤枉。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表哥是土地局管批地的，一次他的领导带一个手里拿着用地审批手续的人找他，让他在手续上签字。领导说话了，他拿起笔就签了，结果就是这个随手的签字，判了他十五年徒刑。”
“怎么回事？”石云接着问。
“拿到地的人，在这块地上建了个加油站，不久又转让给别人。后来这块地要征用，加油站的新主人要求赔偿。征地方说不对，这快地在红线区内，怎么可以存在补偿问题？结果加油站的新主人拿出全套的政府合法批件。最主要的是谁把红线区内的土地批出去的，一查是朋友的表哥。朋友的表哥说是领导交办的，但领导不承认。
“朋友的表哥又拿不出任何证据，最后被领导出卖成了罪人。朋友问我他哥哥冤不冤？我说一点不冤。
“朋友很不满：‘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我说：‘你哥是具体负责批地，怎么可以拿过来就签字？领导不会有你哥熟悉这一块的业务，未必知道闯红线区的后果。你哥至少要做的事情是这块地能不能批？发现在红线区要告诉领导，这快地不能批。’
“‘如果领导还是要求他批呢？’朋友问。
“我答：‘如果你哥怕得罪领导，可以写一个记录，写上这块地在红线区内是不能批的，如果领导一定要批就请他签字。这样你哥可能还是要有责任的，但领导要负主要责任。最正确的做法是，这块地不能批，谁说也不行，你哥守土有责。如果你哥这样做，会有今天吗？’
“‘做这两件事，我哥恐怕都没这个胆。’朋友说。
“‘问题是还没轮到做在这二件事中选一，就算你哥两件事都不敢做。那也不能随手就签，连最基本最起码的事都没做。给国家造成半个多亿的损失，你还能说他冤吗？。’朋友不说话了。这件事我早就听说了，只是不知道是朋友的表哥”
“你说那两个做法，第一个已经有很大难度了，第二个做法试问有几人能做？可你却说是最正确的，道理何在？”石云显然很有疑问。
“每个人在执行自己的岗位责任的时候，都是至高无上的。因为他执行的是法律，执行的是制度。法律、制度高于一切。法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管官大官小都只能是服从。同样，一个人超出他的责任范围，他就寸步难行，因为那是别人行使权力的地方。如果大家都守土有责，都不可以为所欲为，我们的社会还会有那么多的腐败吗？”
石云没说话，她显然在思索着我的话。
停了一会儿，石云说：“你朋友表哥的领导，也真不是个东西，批这快地，他受惠少不了，却害下属去坐牢。”石云愤愤的说。
“那是肯定的，但这个人的下场更惨。”
“怎么回事？”石云问
“因贪腐数额太大，被判了无期徒刑。”
“这到是罪有应得，这样的人如果逍遥法外，真的是天理难容。”停了一下，石云突然想起什么，“你还没告诉我那个女的去你们部上访，最后的结果。”
“你们部那位老兄再没给我打过电话，那个上访的也再没来找过我。”我说。
“我明白了，在这件事上你走的就是第二条路。”
“说的不错，也可以说是最正确的做法，这并不难。”我说。
“对你不难，对别人可就不一定了？其实，你也很不容易，没想到你会经历那么多磨难？”石云很感慨。
“这些磨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一种财富，让我终身受用。”听了我的话，石云沉思的点了点头。
“从哪以后你的日子应该好过了吧?”石云问。
我摇了摇头，“想在短时间内改变一个长时间里形成的恶习，哪会那么容易？那个时候我最怕死人，因为那时候，有一种风气，拿死人闹活人。死了人，不管是工伤死亡还是病故，都会提出很多无理要求，处理起来都很麻烦。”
“自家死了人有什么可闹的？”石云不解的问。
“那个时候，我们单位和部队相近，职工生是单位的人，死是单位的鬼。本来家里死了人，这是个人家的私事。单位力所能及的提供一些帮助，也是清理之中的事。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主宾颠倒。死了人成了单位的事。个人反主为客成了苦主，成了受害者。狮子大张口提出一大堆要求，不满足就不让尸体火化，不满足就闹起没完。”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不管听起来是多么的离奇古怪，但这毕竟是事实”
“这当然会很麻烦。”石云说。
“可不，麻烦大了，每处理一个死亡问题，我都会被折腾个半死。”
“能举个例子吗？”石云对什么都感兴趣。
我想了一下说:“单位死了人，一般应当是基层自行处理。但因为种种原因，下边一般处理不了，所以无论那个单位死了人，我差不多都要亲力亲为。
那一次二段死了人，二段的基层领导能力很强，也很要强，开始是想自己处理。
死者遗属来了一帮人，闹腾了一个星期，问题也没解决。无奈向我求援，我很快赶了过去。
到二段后，我先了解情况。二段工会主席拿出他们的处理意见，我看了后说写的很好。
他又拿出几张纸给我看，我一看是死者家属提出的要求，那些要求按规定根本无力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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