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的大家都很高兴，很激动。我当时想，就是只为了这个场面，自己的所做就值得。
朱鹏程说，他爸爸知道这件事后，特别高兴，说想要见见我。
我说，那就算了，我胆小，还没近距离的接触过那么大的官。再说，这件事我只是个配角，唱主角的是方教导员和在坐的党委委员。
方教导员说:“李部长别谦虚了，当真人不说假话，本来就是你一手策划的。”
吃饭的时候，方教导员问我，朱鹏程的党费怎么交？
没等我说话，朱鹏程抢着说:“从头补，砸锅卖铁也要把党费交上。”
我开玩笑的说:“砸了锅卖了铁，我下次来还能吃上饭吗？也没享受到党员待遇，就从现在开始交吧。”
那一天，朱鹏程喝了不少酒，我和方教导员也喝了不少。我是不能喝酒的，很奇怪，那一天喝了那么多，我竟没喝醉。
“后来呢？没人找你们事吗？”石云问，她听得很入神。
“没有后来了，谁会找事？不过是我们这个党多了一名党员，一名很好的党员，一个能自觉的在各个方面都努力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党员。”
“你是怎么离开组织部的？”
“说来惭愧，惹了祸，不让干了。”
“真的吗？和朱鹏程的事有关吗？”
“怎么会和朱鹏程有关，自己不小心上了一个大官的当。那是我这一生，碰到的最卑鄙无耻的一个小人。”
“怎么回事？”
“上个世纪一九八九年的那次政治风波结束不久，我们局的纪委书记到我们处，了解党员的思想情况。我这个组织部长，他当然是要找的。
“我泛泛的讲了党员的思想情况后，局纪委书记说，到哪儿听到的都是这些话。他说他想听真话。说我是组织部长，是自己人。不要有任何顾虑，不要把他看成领导，看成朋友，知心朋友，无话不说的朋友。
“我被他的话感动了，也完全信赖他了，就说了两个问题：
“第一、有些党员们对把我们那位党的领导人被拿掉有看法，那是党代会正式选举出来的，他不就是想温和的处理这场政治风波吗？说他和这次风波有关，有证据吗？第二、搞‘太上皇’合适吗？能不让人有想法吗？”
我说完后，那位局纪委书记说，这就对了，他就想知道大家的真实想法。
过了几天，我们处的大书记找我。
我一进他办公室，他就把我臭骂了一顿：“你是小孩子呀？那是些什么人呀？你了解人家吗？和谁都能说心里话吗？你怎么这么单纯，这么幼稚。本来，处纪委书记快退休了，你是处纪委书记到预备人选。这下好了，连这个组织部长都当不成了。人家大领导说了，什么党员有看法，就是他个人有看法，这样的一个人根本不适合在组织部长的岗位上。”
祸从口出，我知道我那几句话惹祸了。
我总是想，只要自己真心待别人，别人也一定会真心对自己。真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无耻之人？总算知道了人世间不光有那么多美好还有险恶？人们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确实是金玉良言。能怪谁呢？只能怪自己太单纯、幼稚。太容易相信人，太容易被人蒙骗。
还好，这不是五七年，否则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肯定是扣上了。
“这个组织部长不当也罢。”我知道任何解释都已经没有意义。
“这样吧，我看你小子理论水平也可以，和宣传部长对换一下吧？”
我和我们处的大书记说，自己不想留在机关，还是想到下边去。我还是很留恋在汽车队的日子。
我们处的大书记说，堂堂的组织部长，不提拔到下边去，好说不好听。再说，目前下边也没有好位置。
我说，我真的不在乎。如果可以，我想回汽车队去当我那个工会主任。
我们处的大书记说：“能那么安排吗？你受得了我还受不了呢？那样的对待一个那么努力工作的干部，老百姓怎么看咱们的党委？怎么看我这个书记？”
虽然不是很情愿，大书记最终还是遂了我的心愿。
这样我就离开了组织部，被发配到了一个大家都看不起的集体企业，当了教导员（也就是党的书记）。
其实那位大领导没说错，我打心底敬佩那位党的领导人。我在四川读大学时，无意中看到他当省委书记时的一个讲话，不过那时他已调中央。他在讲话中说，川南的每亩棉产量是多少，川北每亩棉产量是多少，差别这样的大，我们为什么给川南和川北下同样的指标？多务实呀？
还有，十三大闭幕后，那位党的领导人带着常委们与中外记者见面。那位党的领导人穿着一件样式很特别的上衣，一位外国记者问那位党的领导人：他穿的衣服是哪儿国家产的？那位党的领导人说：“中国呀，很好吧？您一定要多宣传，让大家都来买我们的衣服。”机敏、风趣、幽默，风度翩翩。
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流传在民间的这句话，难道不是对我们的领导干部最高奖赏吗？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为了安置大批的返城下乡知识青年和城镇待业青年，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建立了集体企业，名字一般都叫劳动服务公司。
这些集体企业，是依附于办这些集体的企业。如企业需要工作服，他们就成立服装厂。企业需要劳保鞋，他们就成立制鞋厂。母体是干工程的有时还捡点小工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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