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pckar”，我在心里又把这个地名重新默读了一遍，“红色布莱斯诺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环线地铁线路上的一个站，可是啡色线是50年才投入运营的啊，怎么现在就有这个车站呢？
“中校同志，”谢廖沙打断了我的思路，向我介绍说：“这是一个新建的地铁，如今已经被改造成了藏兵洞。负责坚守这条街道的部队，平时除了少数人在街垒里执勤外，其余的战士都待在这里。一旦出现最坏的情况，德军攻入了莫斯科，他们可以从这里迅速地进入街垒，和入侵者展开巷战。”
他指着大厅中间排着整齐队列的战士们说；“就是这些勇敢的战士。”随即指着大厅角落堆积如山并被篷布盖住的物质说：“这里堆放的是部队所需的武器弹药，储备的粮食药品，够三个月用的。”
我点点头，然后朝大厅中间的队伍走去。队伍排成了八列整齐的队列，我数了一下，每列有30人，整个队伍有240人，再加上站在队列前十来个指挥员，差不多有260人。
刚才隔得远，我只听见队列前的指挥员在大声地向战士们讲话，走近了，才听清楚他在讲什么，“……为了确保莫斯科的防卫工作，和制止德国法西斯的间谍挑拨分子及其他代理人的颠覆活动，国防委员会做出决定：第一，从1941年10月20日开始，在莫斯科执行戒严；第二，对破坏秩序的分子，一律要立即追究责任，交军事法庭来审判；对破坏秩序的德国法西斯挑拨者、间谍及其它代理人，可以执行就地枪决……”
听到这里，我停住了脚步，悄悄地问谢廖沙：“中尉同志，这道斯大林同志的命令不是上月就发布了吗？怎么他们现在才传达啊？”
“我也不清楚，”他摇摇头说，脸上也是一脸的疑惑，“我去找他们的指挥员问问。”
谢廖沙离开后，我回头想看看拉米斯和格里萨在干什么。一回头，却发现两人正目瞪口呆地盯着天花板看。我走过去，好奇地问：“你们在看什么啊？”
拉米斯指着上方，自言自语地说：“大厅的穹顶上饰有各式各样华丽的吊灯，巨型壁画在水晶灯下美轮美奂，真让人有种美不胜收的感觉啊。”
我轻笑了一声，说“别看了，我们还不知道要在这里待多久，你们待会儿慢慢看个够，现在陪我过去见对方的指挥员。”听到我这样说，两人才从失魂状态回复了过来。赶紧答应一声，跟在我的后面，朝对方的指挥员走过去。
谢廖沙和两名军官模样的人朝我迎了过来，在间隔两三步的地方停了下来，向我报告说：“这两位是部队的指挥员，我带他们过来见见您。”说完，他把往旁边一侧身，让那两名军官上前。
先报告的军官稍微上了点年纪，大概有四十岁左右，领章上佩戴着大尉军衔，他报告说：“我是歼击营代理营长布科夫大尉。”
“代理营长？！”我听到他的职位，好奇地反问了一句，“那营长到那里去了？”
“营长昨天出去巡查时，遇到了空袭，他所在的街垒被炸弹直接命中。四名战士当场牺牲，营长和另外两名战士负了重伤，被送往医院抢救。”说到这里，他有些腼腆起来，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本来我只是一个连长，上级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歼击营不能没有营长，你先代理着。就这样，我就成了这个歼击营的代理营长。”
“呵呵！”我笑着上前拍拍他的肩膀，友好地说：“好好干！要不了多久，您就能去掉这个‘代理’的头衔，当上真正的营长。”
“嘿嘿嘿，”他也不好意思地笑起来，“那感情好。”
我又把目光转向另外一名年轻的军官，他的军衔比布科夫低多了，只是个少尉，但刚才是他在向战士们宣读斯大林的戒严命令，所以我好奇地问他：“这个指挥员同志，我又该怎么称呼您呢？还有刚才我听见您在宣读斯大林同志上月发布的戒严命令。”
年轻的军官冲我敬了个礼，大声地报告说：“报告中校同志，我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多尔尼科夫少尉。”停了一下，补充说：“除了协助歼击营防守街垒的同时，我还肩负着肃清德国法西斯挑拨分子及颠覆分子的任务。我每天向战士们宣读一遍戒严命令，为了让大家提高警惕，能及时地发现隐藏在我们身边的敌对分子。”
“明白！我明白！！！”和内务部的人打交道，始终令我心里不舒服，于是一迭声地答应着，岔开了话题：“少尉同志，这里的防卫好像太松弛了吧。刚才我们进来时，为什么没有看见执勤的战士。”
听我这样说，少尉脸一红，尴尬地说：“我把所有的人都召集到这里来了，外面没有留人执勤。”
我对于他自以为是所造成的疏忽，心里格外不满，我板着面孔严肃地说：“少尉同志，现在是战争期间，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假如今天来的不是我们，而是德国人溜进来偷袭你们，您觉得到最后能有多少人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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