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突然加入的少尉，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尤先科上尉抱有很大戒心的，不光反复盘问了对方的来历，甚至还查验了对方的军人证。本来我以为对方会因此大发雷霆，结果尤里少尉却异常配合地出示了自己的证件。
检查完证件，搞清楚对方的身份，知道不是伪装的德军间谍后，尤先科对少尉他们的态度也变得友善起来，开始边走边聊天。从两人的对话中，我知道尤里少尉原来是第126步兵师的，部队被打散后，他们就一直在附近打游击，除了拦截德军的运输队，偶尔也会到有居民的村子里去找点吃的。昨天他们在一个村里休息时，得到一位村民的报告，说我军开始大反攻了，便出来找主力部队，没想到正好遇到了我们。
又走了将近半个小时，格里萨终于修好了抛锚的汽车，带领车队开上来接我们了。我心里暗叫谢天谢地，要是再晚来半个小时，我估计就在冻僵在路边了。
我让尤先科先安排尤里的人挤上了警卫连战士乘坐的卡车，看到所有的人都坐上了车，我才拉开车门坐上了自己的吉普车，招呼格里萨开车。
车子启动以后，尤先科在前面叹了一口气，开始发起了牢骚：“师长同志，从大反攻开始，我们就像救火队一样到处跑，今天都是第三天了，就没有得到过清静，没准明天上级又会让我们去救援什么地方的部队呢。……”
本来我背靠着椅背闭着眼睛在养神，听到他说今天已经是大反攻开始的第三天，猛地想起好像这两天还有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要发生，连忙睁开眼睛，问：“今天是多少号？”
“12月8号。”
“今天是12月8日，那昨天就是12月7日了？”我有些不确定地问道。
对于我这个奇怪的问题，尤先科回过头，不解地看着我说：“是啊，8号以前可能是7号，这有什么可怀疑的？”
我连忙摆摆手，说：“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没事了。”说完又背靠着椅背闭目养神。
在我已知的历史里，正在向苏联提供大规模武器援助的美国，其位于珍珠港基地里的太平洋舰队，在12月7日清晨遭到了日本海军的偷袭，由于美军舰队事先没有防备，结果在空袭中损失惨重，多艘战列舰被炸沉，航空母舰因为没在港内，才侥幸逃过一劫。
原本日方是想在袭击前向美方递交宣战书的，但因为日本驻美大使馆未能及时解码和打印这篇很长的国书。最后这篇宣战书在袭击后才递交给美国，原本的宣战就变成了不宣而战，这个延迟增加了美国对这次袭击的愤怒，这也是罗斯福总统将其称为“一个无耻日子”的重要因素。
从战后的诸多分析资料来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是偷袭珍珠港事件是真正的偷袭。二是美国人的阴谋，是故意让偷袭成功的。
第一种说法当然是公认的历史。而第二种说法，美国早已获知日军的偷袭计划，珍珠港事变只不过是罗斯福的苦肉计。因为当时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思想非常严重，使得罗斯福总统很多援助英、苏、中等国的计划受到掣制。而作为极富远见的杰出政治家，罗斯福很清楚，如果不及时援助正在艰苦奋战的英、苏、中等反法西斯国家，等到轴心国确实控制了欧亚大陆后，美国将无力独自抵抗已经根基牢固的德、意、日轴心国。所以早参战比晚参战有利，但国内的孤立主义只图眼前利益，不愿参战。因此罗斯福不惜以珍珠港为代价，唤醒民众的觉醒和敌忾，粉碎孤立主义思想。同时还必须让日本偷袭成功，才能激起粉碎孤立主义者参战的决心。
作为一个穿越者，我更愿意相信后一种说法，毕竟在珍珠港遭受袭击的第二天，美国就正式向德国宣战。如此一来，至少英美领导人对斯大林承诺的第二战场，就不再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了。
不过我此刻考虑的不是这些，而是在计算时间，珍珠港遇空袭，是夏威夷时间的12月7日，那当时的苏联时间应该是12月8日。也不知道此刻倭寇对美军的空袭是未来式、进行式，还是过去式呢？
正当我在胡思乱想的时候，车再次停了下来，随即我便听到了尤先科的声音：“我们到了，师长同志。”
我下了车走进指挥部所在的建筑物里，进门时，门口执勤的战士整齐地向我立正敬了持枪礼。一名执勤的中尉迎过来告诉我说：“集团军参谋长同志，近卫第七师的师长格里亚兹诺夫上校和副师长瓦列里中校，在会议室里审讯俘虏。您想去看看吗？”
我点点头，淡淡地说：“带我去看看。”
很快来到一个房间前，中尉轻轻地推开了房门，随即他闪到了一旁让我进屋。等我走进房间后，他又在外面将房门轻轻地带上。
屋子很大也很暖和，对面靠窗摆放的那种大木桌后坐着的三个人都没有穿军大衣，除了近卫第七师的两名师长，坐在正中的是人我不认识，但从他的领章看是名政工人员。墙角有名负责的战士坐在凳子，附身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快速地写着审讯记录。桌子前侧身站着名没戴帽子的中尉，看样子他是翻译，正在讲政工人员的话转述给俘虏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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