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老爷您呢？”
“我在此地暂住几日，等你回来。”刘理顺道。
那老家人心想以老爷天启年间的进士资格，就算致仕了，地方守牧也少不得要送来拜帖聆听指教，断不至于会有亏待，便也放心地重又北上。他却不知，从京师到山东这一路上的州县都只有两种官：戴罪立功的罪官，以及新制度的新官。
前者名为罪官，往往都是胆小怕事之人，戴着着戴罪立功的帽子，只敢小心本分地做自己手头上的事，余者不敢踏错一步。后者则是出身问题，这些人多是生员，罕有举人，对于进士从来都是敬而远之，怎么可能来巴结刘理顺。
刘理顺落脚的河间府任丘县正是新官出身，深谙地方为官之要，重在民安财丰，而且陛下尤其忌讳官场往来，但有公事交往也不能宴饮聚会。
而且又因为他在陛下身边儿呆过，有自己的消息网，时常能够接到某某同僚被免官罢职、逐出不用的消息，而且谈不上罪名，只说是沾染了旧官场习气罢了。
任丘县想想自己的时文水平，若能在五十岁上得中乙榜就是祖宗积德了。而一个生员想在大明当官？这简直是痴人做梦！现在这痴人之梦竟成现实，焉能不好好珍惜？更何况现在已经有新官出身的同伴做到了布政使，真正的封疆大吏！自己未尝不能再进一步。
因此上，焉能因为不认识的老头就坏了自己的前程？
任丘县在得知刘理顺要在驿馆多住几天之后，提笔给驿丞批复道：“食宿无非钱钞，偏我囊中羞羞。仍照章程接待，自去别处揩油。”
任丘县的打油诗很快就通过驿丞之口，在一个不小的范围内传开，乃成一则新出炉的官场笑话。然而此官场非彼官场，同样是官场中人的刘理顺却丝毫不曾得闻，真可谓井水不犯河水。
刘理顺其实没有占公家便宜的意思，只是高洁得脱离尘世……换言之，有些生活不能自理。
当驿丞跑来跟他讨要食宿费用的时候，刘理顺先是意外，问清楚规矩之后很大方地给一锭五两的小元宝，这让驿丞喜出望外，在接下去的日子里当他祖宗一样供着。
作为一国财政主官，刘理顺经手的钱粮没有低于“万”这个单位的，但他却真不知道银子在民间的购买力。驿馆一天食宿不过五分银子，五两足以住上三个月了。
刘理顺当然不可能在这里住三个月，所以多出来的都算是驿馆拿的打赏。徐梁虽然对廉洁看得很重，贪腐也是历代都难以容忍的陋规，但是打赏却不在此例。
面对一个打赏巨资的豪客，也难怪驿丞即便被人招之则来挥之则去也甘之如饴了。
五月上旬，端午刚过。
冯先奇率领八百骑士在两日间赶到了塞外山城张家口。
此地最初只是周长四里的军堡，万历年间与蒙古开市，张家口方才真正兴旺起来，最终造就了早期的西口商帮。其中有八家大商人成了其中代表，也就是被清廷封为皇商的八大家。
若说所有晋商都是通敌卖国的白眼狼，这话有些过了。然而要说忠于大明，没有往口外贩卖过任何违禁物，那就谁都摘不干净。而且简单想想，无论是口外的蒙古还是关内的山西，都不是商品制造地，那么巨额的交易量是怎么产生的呢？
其实就是从蒙鞑、东虏手里低价收购掠夺品，高价贩卖粮食和铁器，使得鞑虏能够再次入寇掠夺，再低价卖给晋商。
晋商将这些近乎无本的商品贩卖到内地，甚至江淮一带，由此谋取了巨大利润。
黄台吉时代每次从蒙古入寇都不会侵扰张家口，除了赃物可以脱手，消息来源也很重要。为了让鞑虏更有效率地掠夺，张家口的八大商人都会尽自己的努力调查清楚各地守军的兵力和将领，通报给鞑虏。
如果说低买高卖是商人的本性，那么主动出卖情报的行为无疑就是严重的叛国罪了。而且按照后世刑法，这种事前通谋事后销赃的行为，一样是犯罪共犯。
清军入关之后，清廷非但封了八大家为皇商，还赐下张家口五百亩土地，让他们在此聚族而居。按照时人习俗，既然举家迁到张家口，势必要将主要财产一并带来。而对于这些转手贸易商而言，最重要的财产就是真金白银。
徐梁前世曾去张家口旅游，参观过晋商留下的银窖，那是真正把地下挖空放银子的地方。成堆的白银不进入流通环节，而是被深埋地下，听着很带感，一旦坐在徐梁的位子上看就很郁闷了。
华夏从来不是产银国。在万历之前，市井流通的主要是制钱，更早些还有宝钞。直到西班牙从南美运回了大量的白银，以及日本白银提炼水准的提高，大明才有了足够的白银作为流通货币。
而这些全世界送来的白银，最终被埋在地下，不见天日，对经济造成的副作用得有多大！
当时的徐梁是想不到这些的，他那时候浸淫在成功的乐趣中，以世俗成功者的心态欣赏塞外美景，品尝别样美味，对于白银也只在脑中换算了一下等于多少人民币，全然没有想过这对于一个王朝、一个文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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