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殿下的狠话虽已放出，但在皇帝还没有明确表态前，这狠话也就只对江南四省尚持观望态度的官员们有点效用而已，让他们不至于把舵盘完全转向临淄王党，多少对于公然违抗政令还存在畏惧心，这样一来江南四省征送赋税一事便还未曾失控。
不过那些隶属袁党的官员当然就不可能这样安静了。
有上书陈情附劾的，这些人倒也不必在这此时搭理，更有的是一边附劾一边仍然把官派粮长的政令当作牟利手段，完全无视周王的狠话，照样把粮长派选给中户甚至下户的官员，周王二话不说就先用御赐金令的特权摘了他们的乌纱帽。
其中最可笑的就是太平府，辖下繁昌县的县令选派的粮长家中只有十亩良田，屋宅六间，连佃农都无法养活，农忙之季除了自家人劳作之外还必须得雇请临工帮手，结果竟被摊派上了粮长，就算户主卖田卖地倾家荡产怕都无法完成使命，等待他们的就是律法的严惩，除了逃亡没有其余的生路。
周王未来监政之前，太平府的官员还不至于如此丧心病狂，选派粮长至少还算是中上户，那些在年年巨额行贿和忍受一年重创中选择了后者的人家，他们有一定的承担力，不到做一回粮长就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地步。
这回却选派了一户根本无力承担的农户，当然就是在公然挑衅政令。
更荒唐的是，太平府的地方长官还往吴王宫“拍出”了一叠证据，繁昌县令选派的那个粮长竟成了坐拥千亩良田佃农几近百户的殷实大户。
要不是前期工作做得好，也一直没有放松审察各地具体实情，光看那一叠“证据”，周王都差不多要相信这位粮长果然具备担当粮长的资本了。
太平府知府力保枉法属官，上级下级一并被摘了乌纱帽。
由副职暂时接任长官的工作。
与此同时，清察不法的行为也初见成效，贪墨的贿款一部份成功追剿，周王大笔一挥将其批发娄藏等一批率先响应政令，不瞒报家产拒绝行贿，乐意主动请派粮长的富贾大户，将这笔赃款，作为补恤押运赋税的资金。
这也让四省商贾如同吃了一枚安心丸。
说到底其实他
们也不是十分惧怕被摊派粮长之职，他们惧怕的是倘若不行贿赂，激怒了那些贪官污吏甚至于高门大户，让他们不能履行征押职责，落得抄家入狱，甚至赔上了项上人头，相比起来重贿虽然也会造成损失，但可以保障人身安全。
他们渐渐醒悟过来，倘若周王能够抵抗得了江南地方官员和诸多高门大族的反扑，彻底肃清四省腐败的官场现况，轮留被摊派上粮长之职也不是不能接受的政令，江南的富贾原本便居天下之首，倘若不用忧虑官府排压，造成征运失职被追究罪责，损失的钱银其实并不比行贿更多。
周王如今正和官员一决胜负，商贾们其实没有必要被卷进这团混战。
至于更为广大的普通民众，就更不会心生恐慌了，因为前期的谣言已经不攻自破，临近征赋，江南四省并没有宣布加重赋收，只有少数地区的官吏还在顶风作案，具体表现为那些已经养成恶霸习惯的吏员口头散布加收苛捐杂税的消息，用以要胁百姓们“心明眼亮”的行贿，但这些吏员要么被上级官员惩治，要么连上级官员都被勒令停职，风气相比重前竟是空气的清新，人民群众的愿望很单纯，只要能够安居乐业，他们就不会听信蛊惑，更加不会参预什么竞储角逐，纵然在茶余饭后还有一些好事的人议论储位的最终归属，大多都是坐壁上观的姿态，一派的现世安稳欣欣向荣。
不像岭南、福建二地尤其是前者，有汹汹“民情”竟在为临淄王等打抱不平。
江南四省，还有不少民众尚且把周王和木末的关系津津乐道，这才是正常普通，因为王公贵族和风尘女子的风流韵事一贯大有“市场”，舆论若超脱了普通莫名有洪水猛兽之势，比如像岭南目前竟都在“心疼”临淄王……那就一定是有人在引导舆情了。
周王和兰庭从来都清楚，他们虽一个是正使一个是副使，职责期间对于江南四省的政务有决夺大权，不过朝廷仍会有厂卫耳目监督大局，利用舆情给自己造势不是明智之计，维持普通正常才是良策。
他们需要肃清的是官场，不是在地方收买人心扩大声势，仿佛如果不得储位，四省民众立即就要揭竿起义、造反逼宫似的。
周王和兰庭不慌不乱、稳扎稳打，春归也不再杞人忧天、忐忑忧
愁，她很快就和殷氏商量计定，殷氏这日便带着女儿去了一趟孟府。
林氏一改从前对待殷氏不过泛泛之交的态度，这回竟也没让她的女儿领着元姑娘去另处说闺房话，把元姑娘搂在怀中好一番安抚，只听殷氏说到希望能在孟府借宿一段儿时，林氏才僵怔了神色，小心问道：“娘子不是安顿在吴王宫，难道有何不便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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