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安碍于余科长的面子扶起痛得直咬牙的两个警卫，余科长称赞道：
“李队长武功不错，要不我的五个部下束手就擒呢，你这武夫也有十几年了吧，你师傅是谁啊”
李君安也听出余科长在打听自己的身份，他早以有对策：
“我自幼是个孤儿不知父母是谁，我小时候只记起和一个检破烂的夫妻在沧县一带要饭，以后又跟了打把势卖艺的王明和为师，沿街卖艺。
我长大了到各村教武术混口饭吃，又到了北塘村一带交徒弟，看港口招聘警卫队员就来试试，结果矮子里拔将士，让培里先生看中了当了个队长”
李君安的这番表白即合理又没边，那民国年代哪个村镇都有孤儿流浪的儿童，买孩子卖孩子是常事。
他要是个孤儿那谁也查不清他到底从哪来，那个沧县王明合确有此人，但多少年前这一家人不知去向了，哪查去。
余科长听了个云山雾照，他也清楚，从大清朝到民国各个政府也不把穷苦的老百姓当人看，谁都没有户口，生来无名，死去无称呼的人们不在少数。
这大众平民妇女更是有姓无名，当时这姓王的女人和姓李的男人结了婚就叫李王氏。近百户村子里有一，二十个叫李王氏和王张氏的结婚女人。
有的女人没结婚或不守家了，出去干活才有名姓。
其实，被大清朝强行裹了脚的妇女走道都发颤，就是个半残废。除了生孩子干家务哪有工作的机会。
余科长对这样的国情心知肚名，没有再这追问李君安的身世。他领着他的残兵败将离开警卫队部的大院，灰溜溜地和李君安和培里先生挥手告别，滚回了津城。
以后，津城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再也没向港区派特务，而是让李君安的警卫队代替在港原特务小组执行的一些任务，向李君安传递情报
李君安从此在港区建立最有效的情报站，大量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递到地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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