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正盈朝。
这听上去是个好词，可高进却知道，大明朝离垮塌不远了。
自从万历年间开始的党争，已经脱离了原本的理念之争，完全成了派系间的倾轧。
所谓的东林党，说难听点就是江南的士大夫们为了抗税而成立的，顾宪成、李三才、叶向高这些东林大佬都是被万历皇帝罢官回家的。
东林党最初的主张也很简单，罢矿税，至于其他嘴上喊的仁义道德只是口号罢了。
如今万历皇帝终于死了，新登基的泰昌皇帝复起了叶向高，杨涟左光斗等一批东林干将也得了重用，于是东林党们喊起了众正盈朝，刚刚登基的泰昌皇帝也成了圣明天子。
高进冷眼旁观着泰昌皇帝登基后的所作所为，起用东林党他倒是能理解，朝廷阁部缺员严重，这也是施恩的好机会，当然最重要的是齐楚浙党舒服太久了，身为皇帝想要搞平衡乃是本能，只是高进不能理解的是泰昌皇帝居然还是把矿税给罢免了。
眼下辽东就是个吞噬财政的黑洞，万历皇帝已经加了三次辽饷，天下各地皆苦，朝廷没了矿税的来源，只怕要年年入不敷出。
“走吧！”
高进朝着身边众将说道，泰昌皇帝登基，大封群臣后，这京师也迅速安定下来，朔方军作为边镇军队自然要退出京师，辽东经略的事情没人再提，高进也并不在乎，倒是底下那些将门家主个个都是心怀怨怼。
城外朔方军的临时驻地，兵部这回没再敢给高进上眼药，高进已经给足了泰昌皇帝脸面，要是兵部再敢拿那些发霉的粮食和破烂的帐篷糊弄他，没了麒麟服和辽东经略的他作为乡下武夫，砍死几个兵部的措大也合情合理，泰昌皇帝心里窃喜之余，也顶多是中旨训斥几句罢了。
朝廷依然指望着朔方军援辽，夺回辽沈，剿灭东虏，泰昌皇帝也自以为能驾驭高进这头猛虎。
朔方军秩序井然地退出了京师，没有夹道送行的百姓，对于京师的人来说，朔方军不过是乡下地方来的军队，纵然瞧着盔甲鲜明，人高马大的，但也就值看个热闹罢了，至于官宦人家那就更加不屑了。
高进并没有立刻带兵北上，他记得泰昌皇帝是历史上有名的短命皇帝，只当了一个月不到的皇帝就暴毙而亡，而他的死便是有名的红丸案，只不过如今郑贵妃已死，他倒是不知道泰昌皇帝还会不会死于仙丹。
于是原本自陕西出发的朔方军两万多步军在高进的授意下放缓了行军速度，而高进也是在为着援辽的饷银和兵部慢悠悠地扯皮，等着泰昌皇帝的旨意。
“见过大都护。”
曾德昭穿着身黑袍，朝策马而至的高进低首行礼，高进身后年轻的白马骑侍卫们对这个褐发碧眼的佛郎机人已经见怪不怪了。
“曾录事。”
从马上下来，看着面前这个在陕西主动投奔自己的葡萄牙人，高进颇为客气。
“礼不可废，大都护是我的贵人，若无大都护，我这些年的心血怕是要白废了。”
在大明生活多年，熟悉儒学的曾德昭本名谢务禄，在南京太学钻研过好几年的儒家典籍，后来南京教案时，被遣送到澳门看押，结果他便改了现在的名字，等教案的风头过后，便悄悄跑到江西、江苏、陕西等地活动。
因为高进征服蒙古诸部，在陕西民间威望极高，曾德昭听说之后，便连忙跑去了神木县想要找高进，毕竟蒙古曾是欧洲诸国的梦魇。而曾德昭在神木县和河口堡的见闻，让他认定高进这位大都护不同于大明朝的任何官员，他或许能够真正平等的接受他们传教。
“曾录事，不知道你联系了多少人？”
高进领着曾德昭进了他的帅帐，这个时代能来大明传教的传教士都是欧洲各国真正的经营，他们精通数学几何和各种科学知识，抛去他们的信仰不提，确实是他所需要的人才。
更何况眼下基督教在大明的传教正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期，这对高进来说自然是个极好的机会，所以他准许了曾德昭在他的势力范围内传教，但是教义需得经过他的审核。
曾德昭并不是传教士里的激进派，反倒是继承了利玛窦的衣钵，在传教这件事情讲究本土化，所以他对于高进要求审核教义的命令并不抵触，要知道他的前辈利玛窦最初来大明的时候，可是直接把教会说成是佛教。
当时利玛窦奉起草以教宗名义致大明皇帝的信札，其中就称教宗西师都五世乃居住在“天竺国”的“都僧皇”，因期盼能传“正教”，“推广慈悲，普济世人”，特遣“博雅儒僧”四出扬教，并派“德行颇优，儒文宏博”的“上僧”等四人入华，希望大明朝廷能对此四僧“给有札牒，沿途迎送，以华其行”。
只不过后来利玛窦发现他们扮成洋和尚也并不得到大明士大夫们的待见后，便改换了策略，做了儒士打扮，研究儒学，后来干脆把儒学引入教义，又化用了中国自古有之的上帝之命来称呼Deus（天主教教义中的永恒、全能和唯一的神），最后还引发了传教士内部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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