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四年，受累于粮食危机与大量移民，华兴府对中原诸方保持了隔海相望的绥靖态势。除了攻伐马来半岛的软柿子们，其精力主要放在了内部稳定与养精蓄锐，以筹备次年的进一步开疆拓土。毕竟，两百多万的晋境流人仅有近半被安置到了西州，余下上百万仍以建设兵团形式在华兴各地协助垦荒与基础建设，尚需大片疆域予以长久安置。
至于华兴府的下一目标，内部早有共识，相比大晋泥潭与诸胡强悍，血旗军自当先易后难，攻伐华兴府落足海外伊始便在彼此算计的宿敌，也即朝鲜半岛诸国。如此，华兴府既可移民开发安置剩余流人，转包袱为实力，又可从疆域上层层推进，稳步进据辽东，继而从边角下手，逐一对付诸胡，乃至大晋诸方。
相比华兴府的消化壮大与稳打稳扎，匈奴人则如正史一样，上演了一出内斗大戏。继任刘渊大位的刘和，颇有些权谋远胜军事的毛病，眼高手低，甫一登基便因不满刘渊死前为他安排的军政架构不够集权，由一帮同样眼高手低的近臣谗言蛊惑，挥起屠刀，意欲铲除一众手握重兵的兄弟，收拢兵权。结果，刘和壮志未酬身先死，反被其弟刘聪乘着内部大乱，人心惶惶，对其反戈一击，弑君夺位。
《资治通鉴》有载：“和性猜忌无恩。宗正呼延攸，翼之子也，渊以其无才行，终身不迁官；侍中刘乘，素恶楚王聪；卫尉西昌王锐，耻不预顾命；乃相与谋，说和曰：‘先帝不惟轻重之势，使三王总强兵于内，大司马拥十万众屯于近郊，陛下便为寄坐耳。宜早为之计。’和，攸之甥也，深信之。”
“辛巳夜，（刘和）召安昌王盛、安邑王钦等告之。盛曰：‘...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谁足信哉！’攸、锐怒之曰：‘今日之议，理无有二，领军是何言乎！’命左右刃之。盛既死，钦惧曰：‘惟陛下命！’”
“壬午，锐帅马景攻楚王聪于单于台，攸帅永安王安国攻齐王裕于司徒府，乘帅安邑王饮攻鲁王隆，使尚书田密、武卫将军刘璿攻北海王乂。密、璿挟乂斩关归于聪，聪命贯甲以待之。锐知聪有备，驰还，与攸、乘共攻隆、裕。攸、乘疑安国、钦有异志，杀之。是日，斩裕，癸未，斩隆。甲申，聪攻西明门，克之；锐等走入南宫，前锋随之。乙酉，杀和于光极西室，收锐、攸、乘，枭首通衢。”
听信谗言、大杀重臣的刘和被推翻，手握重兵的刘聪在一番假意推辞之后，被众人推上匈奴大位，此时距离刘渊病卒还不到一月，尸体都还没正式大葬呢，真叫个尸骨未寒。刘聪这厮其实与刘和一样不是什么好鸟，睡了刘渊遗孀单后之余，也没放过自己的亲哥哥刘恭。“汉主聪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恭寝，穴其壁间，刺而杀之。”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刘聪却有枭雄之姿，甫一夺权上位，一月之后便下令整军南征，将内患随同战火一道引往大晋，而匈奴人可不管私德，只认拳头，只管谁能带领他们征战劫掠，刘聪夺位后的这一英明决策，便如狼群有了新狼王，匈奴人转眼便又上下团结，一致对外。
《资治通鉴》有载：“冬，十月，汉河内王粲、始安王曜及王弥帅众四万寇洛阳，石勒帅骑二万会粲于大阳，败监军裴邈于渑池，遂长驱入洛川。粲出轩辕，掠梁、陈、汝、颍间。
由是，经过一场血腥残酷却直接短暂的继位之争，匈奴汉国这一新兴政权，虽然实力有所折损，却也很快度过了刘渊身死的负面影响，这一点委实远远胜过内斗不休的大晋。当然，若说这场匈奴内斗最大最深远的不良影响，便是愈加壮大的石勒所部，趁着匈奴汉国的内乱削弱，愈加独立。哪怕刘聪加封抚慰，“以石勒为并州刺史，封汲郡公”，双方也已度过了刘渊时代那种英雄惜英雄的蜜月期...
再说大晋，先赘言一番原本的正史。永嘉四年，不断受到流民叛军与石勒贼军困扰的晋廷中枢，并未借着匈奴歇战得以喘息，到了永嘉四年冬季，面对匈奴汉国的二度南征，已然覆灭在即。西北有匈奴，东北有石勒，东有王弥叛军，南有王如叛军，京师洛阳完全陷入战略包围。
彼时京师孤立无援，内部又无粮无饷，士民饥毙，晋怀帝连连下诏，就差跪下哀求各地军兵前去勤王了，却是无兵援至，而无望的司马越则干脆走人，弃了洛阳与皇帝，率重兵移屯许昌。但令人玩味的是，局势再是败坏，司马越集团也坚决不许晋怀帝迁都跑路，颇给古今世人一种猜疑，那就是他们欲假匈奴之手，铲除这个不听话的傀儡皇帝司马炽！
《资治通鉴》有载：“（永嘉四年十月）京师饥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征天下兵，使入援京师。帝谓使者曰：‘为我语诸征、镇：今日尚可救，后则无及矣！’既而卒无至者。征南将军山简遣督护王万将兵入援，军于涅阳，为王如所败。荆州刺史王澄自将，欲援京师，至沶口，闻简败，众散而还。朝议多欲迁都以避难，王衍以为不可，卖车牛以安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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