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历十八年（公元三二九年），也是纪泽称帝的第十个年头，经过五年的移民开发，华国终于牢牢掌控了北方与西北方的新区十二州。大乱之后便于大治，在举国重点支援之下，不论是汉胡人口比例，还是工农牧业成分，社会文教基础，亦或与中原的交通联系，新区十二州都已达到了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水平，整体社会形态也从野蛮落后的游牧文明，顺利向着融入华夏文明而过渡。
尽管如此，在对新区十二州实施私有化举措之后，纪泽依旧在减免税赋、移民垦殖等多个方面，对之实施了为期五年以上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无它，藏富于民罢了，只有尽力削减地区间的贫富差距，并吸引更多自由人口的流通，才是杜绝高寒、干旱、偏远等贫困地区发生战争叛乱的稳定前提。
同样在华历十八年，华国还发生了一件堪称影响深远的大事。那就是担任帝国丞相十年，实为纪泽操持政务长达二十四年的张宾期满卸任。而张宾空出的丞相之位，则经华国参众两院投票公爵，由发展党代表钱凤击败了复兴党代表马涛之后接任。由是，华帝国在民主进程上迈进了一大步，算是将民政全力全面意义上的交给了民意。
事实上，在纪泽称帝之后，他便公开允许甚至暗中支持了复兴党与发展党的建立，更在华历十年正式立法承认了政党的地位，只是限定了军、法系统人员不得加入政党。而在过往的五年间，华国地方的各级行政主首，已然逐步采用党派提名兼参众公爵的选定办法。
至于卸任后的张宾，他谢绝了纪泽挽留他担任参议署掾的邀请，而是挂了个皇家最高顾问的荣誉虚衔，举族迁往了自己在澳洲的公国领地，从而成为华帝国成立之后，第二十八个正式支国的公侯。不消说，人皆有私，借着自己残余的影响力，张宾也不乏为他张家基业好生添砖加瓦一番的念头...
华历十九年，也即北地十二州全面私有化的次年，基本从北地拖累中脱身的华国，再度露出了锋利的獠牙，而这一次的目标，正是东晋。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甚至华国自身也在承受着颇大的财政压力，盖因此时的东晋，当算其国建立以来最为虚弱的时候。
说来早在华历十四年，也即王敦覆灭的第二年，司马绍便如正史一般英年早逝，其子晋成帝司马衍尚还年幼，遂在王导庾亮等人的辅政下登上帝位。彼时没了强势皇帝居中调和，把持朝政的世家门阀愈加因私望公，对于王敦平叛战中壮大起来的北方流民军，则视作不配分享政权的泥腿子，改司马绍的分化笼络为傲慢打压，致矛盾急剧激化。
主少国疑之下，偏生士族实力又因王敦叛乱一战而大为损耗，由是，政治权利与兵权极不匹配的流民军，遂于华历十六年底发动了叛乱亦或说是起义。尽管正史中此次叛乱的造反头子苏峻、祖约和郭默，这一时空都在华国乖乖做官，可流民军既然有着造反的必然性，大晋还会缺乏造反头子吗？
与正史相似，司马绍去世后的这一次流民军大叛乱，持续近三年之久；流民军一度高歌猛进，杀入健康，攻入皇宫，挟持了孩皇帝司马衍；其间，甚至连年轻的庾太后都死得不明不白。虽然东晋士族最终联合起来，以大不了死个孩皇帝的气魄，坚决剿灭了造反的流民军，可历经此战，东晋的实力不免再一次严重受损，司马家更是进一步皇权旁落。
（注：正史中，若非后赵石勒此时正与前赵刘曜斗到了你死我活的关键时刻，且干掉刘曜后的石勒没等消化掉刘曜势力便即挂掉，引发了后赵内乱，只怕东晋都很难熬过这一段极度虚弱期，所以说，力促匈汉分裂为前后赵的靳准，绝对堪称汉家功臣！）
华历十九年四月上旬，就在东晋刚刚平定了流民军之乱后的第三个月，年逾四旬的纪泽亲自挂帅，发大军六十万，从关中、南阳、淮北与东南沿海四个方向，对脆弱空虚的东晋政权发起了雷霆扫穴。
相比华国而言，东晋毫无水上优势，故其不同于史上常见的南北之战，压根不曾或得长江天堑的庇护，沿江沿海可谓处处起火，任由血旗军分割包抄，根本无法组织统一防线，其战局劣势不言而喻。
仅仅半月时间，血旗海军与内核水师便基本歼灭了东晋的水上力量；而一月之内，血旗军便凭借火器之利，攻克了襄阳、江陵、武昌、吴兴、晋安、南海、汉中等沿江沿海延边重镇，并将偌大的东晋割裂为数个彼此难顾的独立战区。至五月下旬，外无援兵的东晋都城健康，便即为血旗军所破，东晋在名义上宣告灭亡。
不过，东晋灭亡却不意味着华国占据了江南。由于纪泽对东晋士族集团不似晋武帝平吴时那般宽容，土地改革毫无妥协，令得血旗军在士族势力根深蒂固的江南，基本没怎么享受到喜迎王师的待遇，即便司马政权已灭，大多的郡城县城都得重兵逼降甚或浴血攻打，而夺取之后，亦要时刻提防敌对分子的破坏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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