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贝茨已经是第四次走进电影院观看《搏击俱乐部》了。
放映开始前一分钟，趁着头顶的灯光还亮着，他打量了一下四周，当看到可容纳两百多人的放映厅里大约还有四成座位是空着的时候，缓慢的眨了眨眼，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样的上座率。
首映的时候，乔纳森·贝茨去的电影院整个都是爆满的，售票窗口外排起了长龙，电影院内外全都贴满了《搏击俱乐部》的海报，午夜场的电影票都被抢购一空，可见其火爆程度；
第二遍观看的时候，虽然放映厅还是那么多，但上座率已经不足两成，乔纳森在买票的时候，亲眼看见出行的一家里，一个执意要看《搏击俱乐部》的少年被他母亲劝服，而改买了其他电影的票，原因是“这部电影会教坏年轻人”。而原先贴满整个电影院的海报已经全被撕下了，乔纳森在外面巷子的垃圾桶旁找到了很多，他拣出其中还完整的那些拿回去珍藏。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搏击俱乐部》给一些看过它的人带去了极大的恐慌——那些看过电影后感到愤怒的人，对影片进行了大肆的抨击，尤其是45岁年龄以上的那一代，也就是在战后婴儿潮出生那一代人，他们是这个现代社会的中坚构成部分和既得利益者，同时也不再具备改变的时间和机会，因此会尤其愤怒，就像凯文·史派西主演的《美国丽人》上映后同样招来了美国中产阶级、尤其是中产阶级男性的批评不满一样，因为电影几乎是在揭开他们血淋淋的精神伤疤。
而《搏击俱乐部》造成的影响，远比《美国丽人》要严重的多，因为前者有着远比后者多的血腥暴力镜头，早在威尼斯电影节上上映的时候，电影得到的评价就有点两极分化，大部分媒体都称《搏击俱乐部》令他们想到了《发条橙》，但那时还是赞誉多过抨击，现在影片公映之后，里面一些敏感的镜头，立刻就刺痛了某部分观影群体的神经。
尤其是在电影里出现过一个搏击俱乐部的成员挑衅一名神父，并把《圣经》浇湿的镜头，这引起了教徒们的强烈反感，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为首的一些报纸，更是直接加入到了反对电影的浪潮中去。
有人说这部电影充满了黑暗和暴力，没有一点温情的东西，有人说这部电影是在鼓吹法西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尤其是年纪偏大的中产阶级家长们，他们本身就讨厌这部电影，又非常担心自己的孩子看了电影后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他们激烈的抗议反对，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民风保守的堪萨斯州参议院萨姆·布朗巴克在上cnn的新闻节目时，用《搏击俱乐部》作比大肆抨击好莱坞电影里的暴力倾向。
乔纳森·贝茨第三次来电影院的时候，迫于社会压力，电影院已经将放映厅的数量和场次都大大减少，但上座率却比第二次的时候明显增多，达到了四成甚至还多一点，而且观看《搏击俱乐部》的年轻人开始增多，对影片的接受度和忠诚度也明显增高，不少年轻观众甚至在刚刚看完第一遍电影后，转身又去买了第二场的电影票。
也是从这时起，关于《搏击俱乐部》的讨论出现了更多新鲜的、不用的甚至是客观中立的声音，《搏击俱乐部》也越来越多的被人拿来和大师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相提并论——1971年上映的《发条橙》是电影史上最奇特的经典之一，探讨了人类的自由意愿等诸多哲学问题，为了凸显剥夺他人善恶自由选择权利的政府科学机构比恶棍更恶这一主题，电影里充斥着大量的暴力与色/情镜头，影片前二十多分钟甚至都在渲染男主角亚历克斯作恶时的场面，使得当年电影上映时，很多人看了开头就再也看不下去愤而离开，部分媒体称这是电影界的毒瘤，政客们说电影在黑化政府歌颂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者对影片深恶痛绝，家长们恐惧孩子会跟着影片学坏，在《发条橙》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同时，却是影片在英国被禁上映将近三十年，直到今年春天斯坦利·库布里克去世，才开始有影片解禁的风声传出。
而现在《搏击俱乐部》所遭受的待遇，就和当年的《发条橙》非常相似，媒体的评价南辕北辙，赞扬的如《纽约客》，称电影是“对商业社会、对消费主义的一次有力抨击”，贬低的像是《华盛顿邮报》直接控诉影片里充满“法西斯主义倾向”，稍微中立一点的就属《纽约时报》的“《搏击俱乐部》敢于批判现代社会的精神可嘉，但非常容易被人误解为无政府主义。”
不过大约是出于好奇和逆反心理，社会上对《搏击俱乐部》的抨击越厉害，在年轻人中间，电影倒是越来越流行了，特别是大学生和刚刚走入社会的上班族群体，简直一窝蜂的涌到了电影院中去，这也使得观看这部电影的观众形成壁垒分明的两派，一派抱着朝圣者般的心态，走出电影院后极度兴奋，另一派则还没散场就已经离开，说影片不知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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