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1年（太和五年），东吴将领孙布派人到扬州求降，说：“因为路途遥远不能前来致意，特请派兵前来迎接。”扬州刺史王凌将孙布信传到满宠手里，请求派兵马前去迎接。满宠认为此必有诈，不派兵马，替王凌写信给孙布说：“你认识错误，迷途知返，想脱离灾祸归顺我们，离开暴政，改走正道，值得赞扬。今希望我们派兵迎接你们，但思来想去，兵少则不能保卫你们，兵多则又易泄露机密。?满宠[3]暂且设密计以成全你的志向，临时再商讨办法。”正好这时满宠被召入朝，临行前他命令留府长史：“若王凌想要前往迎接，不要给他派兵。”王凌因为不能从满宠处索得兵马，于是就派遣督将。率步兵骑兵七百人前往迎接孙布。孙布在夜里突然袭击，督将逃走，七百人死伤大半。
当初。满宠与王凌不和，王凌的同党诋毁满宠年老力衰。言行荒谬，不合事理。因此曹叡才召满宠入朝。满宠到京城后，身体康健。曹叡见状，又要求满宠回到原职去。满宠不止一次上表，要求留在京城。曹叡下诏说：“从前廉颇为向使者表示自己身体健康，仍可带兵打仗，一顿吃掉斗米、十斤肉。马援六十二岁时仍请兵战斗，据马鞍顾视。以示可用。今你未老而自谓已老，怎不以廉颇、马援自比呢？要想法保卫边境，为国效力啊。”
公元232年（太和六年），东吴大将陆逊移兵庐江，不少人认为应赶快救援，满宠说：“庐江虽小，但是兵精将猛，定能坚守一段时日。再说，敌军弃船深入二百里，后方空虚。正宜诱其深入，乘机击败他们。应当听之任之，让其推进。让他们连逃跑都来不及。”整肃军队开往杨宜口（阳泉水、决水汇合处，今霍邱西北、河南省固始县三河尖镇青泥滩一带）。敌兵听说大兵东下，当夜逃走了。当时，孙权每年都有进攻之计。
公元233年（青龙元年），满宠上疏说：“合肥城南面江靠湖，北面远接寿春，敌兵围攻合肥，得以依恃水势。官兵救援，应当先攻破其主力军。然后才能解围。应当转移城内的兵力向西三十里，那里可以依据地势奇险。再加上城兵固守。这是引敌出洞而断其退路的上计。”护军将军蒋济则以为：“如此做是向敌人示弱，而且看见敌人的烟火就毁坏自己的城池。这可是不攻自破呀！如果情形真是到了这地步，则敌兵必肆无忌惮地掠夺，我兵则必然以淮北为守了。”因此明帝没有同意满宠的意见。满宠又上表：“孙子说：兵者，实为诡变之道。本来有能力，但却让敌兵认为贫弱而不能，予以小利麻痹敌人使其骄傲，而以为我们害怕了。这就是所谓形与实不必相符的道理。孙子又说：‘善于诱引敌人示以假象。’今趁敌兵未到之前，移兵城外，内布精兵，这是设假象而诱敌深入之道。诱敌远离水路，相机而动，则外能御敌，内能生福。”尚书赵咨认为满宠的计谋更符合实际，于是曹叡下诏照此办理。
这一年，孙权亲自率兵，欲包围新城，但因为此城离水路太远，在水上停留二十天不敢下船。满宠对各位将领说：“孙权得知我移兵城外，一定会夸下海口。现在前来展示其实力，邀取功名。虽然他不敢再推进，但一定会上岸来炫耀一下兵力，以示其兵多将广。”
于是在合肥城的隐蔽处埋伏步兵骑兵六千人，等待吴军自投罗网。孙权果然上岸耀武扬威，满宠部署的伏兵突然冲过来猛袭敌兵，杀死了吴军几百人，还有一些落水而死。
公元234年（青龙二年）二月，蜀汉丞相诸葛亮进行第五次北伐，遗使请东吴一起出兵。孙权答应。旋即引发第四次合肥之战，于同年五月，孙权进驻巢湖口，自称有十万人，亲自带兵攻向合肥新城；另一方面，又派陆逊、诸葛瑾率万余人进驻江夏、沔口，攻向襄阳；将军孙韶、张承进驻淮，向广陵、淮阴进逼，形成三路兵马北伐。
六月，满宠想率众军援救新城守将张颖，但殄夷将军田豫却认为该新城自守有余，如果有援军至，怕孙权反过来吞并援军。而当时吏士多请假，满宠上表请召中军兵及召回所有请假将士，集合抵挡。不过散骑常侍广平刘邵认为满宠该自守不攻，避其锐气；而中军则先派步兵五千、精骑三千出发，将队伍排列疏散，多加旗、鼓，敌军知道大军到来，必定自走，可以不战而破。曹叡听从其计，先派前队出发。
而曹叡亦不接纳满宠援军的意见，认为合肥、襄阳、祁山是曹魏东、南、西三个重要防点，守城有余，曹叡便于七月壬寅日，亲率率水师东行。满宠便募集数十壮士，折断松枝为火炬，灌上麻油。在顺风放火，烧毁敌军攻城器具，射杀孙权之侄孙泰。加上吴军中士卒都多有病患。又听到曹魏大军将至，于是孙权撤退。孙韶军亦同时回师。只有陆逊军继续战斗，但不久亦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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