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良把诸葛亮、陆逊、吕蒙、吴班等人召集过来，还有一些将领的孩子也围拢过来，金良舀起石龙大刀，在地上花了一个大圈：“这代表天下所有的田地和利益。”
金良像切蛋糕一样地分成几份：“天下之利，可分十份，寒门庶族贫民百姓的人数占天下民众的九成，只得到一成田地，却要负担朝廷所有的赋税；世家大族的人数只占天下万民的一成。占尽天下九成田地，却完全不用缴纳赋税，你们说这样合理不合理？！这样长久下去。那些寒门庶族贫民百姓他们能不能承受？”
吕蒙眼里闪过一丝仇恨：“难怪我们的日子那么苦，难怪我母亲总是发愁，难怪路上有那么多流民。难怪到处都有人饿死，难怪有那么多人做了山贼土匪，难怪有那么多人做了黄巾贼，都是世家大族逼出来的！他们那么一点人，占了那么多地，还不用交税，我们这么多人，占了那么一点地。要交那么重的税，天灾兵灾一来，就根本活不下去！”
其他的孩子也都在议论纷纷，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十岁以下的，大多还没被那些邪恶世家大族托以圣人之言而说出的狗屁道理给洗脑，他们心里还有良知未泯，看透了世情。自然看不惯那些世家大族的行径。
陆逊涨红了脸，他低下头，开始反思家族的一些做法。
金良看着陷入深思的陆逊，嘴边浮现一股笑意，就是这样子。慢慢地影响陆逊，让他成为跟诸葛亮一样主张抑制世家的真正为国而不是为家谋利益的大丞相。
金良赞许地注视着诸葛亮，他将世家分为良善世家和邪恶世家的提法，让金良获得启发。
这个国度绵延五千年，家族传承的观念一直根深蒂固，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斩断，想要彻底地除掉所有世家，让所有人都断了为子孙万代谋利益的想法，既不人道也不现实，如果金良如此宣称，恐怕背叛的将领恐怕不会只有高览和卢冲了。
既然无法根除，那就要学会与狼共舞。
金良感到非常可惜，历史上魏蜀吴三国在应对世家的威胁上，都没有非常成功的案例可供借鉴。
曹魏开始的时候，明智的曹操对世家是打压的，善于玩弄权术却无远谋的曹丕为了篡汉，重用司马脀、陈群等世家大臣，为了拉拢世家而纵容之，开国之初聚集了大量的人才，却养虎为患，最终魏国是三国中被灭得最干脆的国家，被司马氏直接从内部取代。更夸张的是，由于大量人口被豪强侵占，并被编织成私人军队，魏国后期甚至出现了朝廷无兵可调的尴尬局面，于是朝廷常常得向豪强“求援”。
蜀汉建国之初，无论刘备还是诸葛亮，都极为猜忌四川本土世家豪强，许多川人终身得不到重用，有人就借此批评诸葛亮等人任人唯亲，其实客观地说，这是无奈之举，因为对于巴蜀世家来说，刘备集团是一个外来政权，彼此之间无论政治还是情感，都没有过合作基础。而打压只能奏效一时，无法真正解决问题，更容易造成人才断层的问题，而且一旦朝廷的能力衰落，地方豪强就又猖獗起来，这给蜀国后期留下了隐患，对此诸葛亮不是没有料到，而是难以解决。
吴国的方法是剪除，以暴力强行削弱豪强的实力。孙权早年对豪强的信任是不留余力的，这是因为江东君臣上下都有着一致的奋斗目标，然而到了孙权称帝后，吴国内部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就全面暴发了。人们向来说孙权晚年错误地宠信了奸臣金壹，以致听信谗言迫害群臣，然而金壹充其量不过是孙权用来对付世家大族的一枚棋子罢，说金壹能够“迷惑”孙权那实在太抬举他了，这些血腥的政治斗争的真正主谋无疑是孙权本人，他的确很残暴，但“昏聩”则不至于，孙权可清醒明白得很。孙权早年和晚年的变化固然可能与其脾气的变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他对于日益强大难制的世家大族的恐惧和忧虑。许多重大事件，在本质上都是皇权与豪强的斗争。孙权是这场斗争的输家，最后不得不把吕壹抬出来当替死鬼，从而缓和了双方的矛盾，这也是孙权的悲剧。激进的手法导致了吴国人才的损失，更严重的是人心离失，后来晋国攻打吴国时，世家大族们都巴不得赶快投降了。
三国的君主，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来对待豪强地主，但都没能搞好皇权与豪强的矛盾。
晋国司马氏吸取了历史教训，便将亲族派往各地。妄图用以牵制众豪强，结果问题非但没有得到缓解，亲族们倒是和地方势力勾结起来了。于是有了“八王之乱”，“八王之乱”之后便有了“五胡乱华。”
这种奇特的君臣关系困扰着整个魏晋南北朝，三国灭亡后。这类情况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到了南北朝时期，对官员的出身之要求简直苛刻到了极点，很多治国之才、善战之将，只因不是名门望族的后代，就终身难以得到提拔的机会，比如南梁名将陈庆之就是如此。直到隋唐时代建立了科举制度，这种现象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这也是隋唐之所以是划时代的伟大王朝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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