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武继续进行，而所进行演练的项目，也变得更加具体、繁多。不再仅仅只是阵伍、器械的张设铺排，又增加了许多实战内容。
不同地形、地势下的攻防演练，比如山谷、河泽、平野、草原与沙漠等几种相对典型的地形，还有沟壑堡垒、峰岭关塞、当河营栅等各种通常的军事设施，或平野设营、或进攻拔营，或抢滩登陆、或平川对阵。
基本上各种军事场景以及军事行动，都被编入了今次演武的程序之中，让内外大军熟悉各种战争的环境与节奏。
当然，骊山周边是并不没有这么多的地貌形势可供选择利用。所以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演武也并不只集中于骊山，大军分批前往关东平原上许多经过预先选定的地点，进行各种操练的内容。
这些演武地点的选择，除了兵部与京畿禁军两司选择、安排之外，朝廷这几年所储备的一些军事上的后备才士们也都有参其中。
如今朝廷选拔军事人才的途径与机构主要分为三个，第一便是内外诸军各自举荐选拔，主要由兵部负责主持。第二则是鹰苑、豹坊为核心的培训机构。第三便是王孝杰这几年所负责的武举了。
这三种形式并存互补，彼此之间也并不壁垒分明，像诸军所选荐人才更注重实际的作战经验与才能，而鹰豹两司则更注重兵书韬略与武技打磨，至于武举，则就是对这二者进行一个汇总考核。同时武举的存在，也给天下军户子弟提供了一个投牒自进的上升途径。
从开元元年至今，朝廷通过这种方式已经选拔了数百名军事人才，有的已经解褐任官，或在诸州执法团练，或在内外军中供职。有的则仍在考察培养，以待武铨任用。
虽然由于时日尚短的缘故，这一批少壮新锐们还没有什么显功创建，远称不上大唐军事体系当中的中坚主力，但眼下已经给大唐的军事建设带来的颇为正面的影响。
这其中最为显着的，便是这些少壮武才们突破了以往关陇勋贵对京畿宿卫系统的渗透与把持。他们出身各不相同，既有李祎这样的宗家少壮，也有萧嵩这种江南名门子弟，起于陇右边军的郭知运同样在鹰苑受业过，还有更加下层的比如安西大都护府所选送的、出身高句丽城傍的高舍鸡。
这其中值得一说的是高舍鸡的儿子高仙芝也已经出生，李潼在某次赐飨内卫将官并其家眷时还见过一次，长得虎头虎脑的、很是精神。
关陇勋贵们把持渗透京畿宿卫系统，乃是大唐立国以来的传统与积弊。他们伴生于西魏、北周府兵制的创立，并且参与缔造了隋唐两大帝国，哪怕是府兵制已经崩溃，他们仍然凭着元从余荫与世代尚武的家风传统而顽强的存在着。
哪怕是武周时期，武则天大肆引用关东、江南等世族与寒门人才，也仅仅只是在上层的政治环境中挤压了关陇勋贵们的生存空间。但是在军事上，效果则仍然不够明显。
这也并不是因为武则天不够心狠，而是受困于各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世上还没有哪一派政治势力拥有关陇勋贵那旺盛的武风传统与规模，想要开拓一个稳定有序的选拔与储备的制度渠道，又需要极长的时间。
所以虽然武周后期武则天开创了武举，但在她有生之年，还是没能享受到这种选拔制度给时局带来的改善影响。
神龙革命后武周归唐，但无论是中宗上位还是睿宗当国，政治局面都远称不上清明，各种妖魔鬼怪猖獗横行，文武选礼也因此变得混乱有加。
基本的政治局面已经如此，京畿的宿卫体系自然也就成了投机者们的乐园，短短几年时间里，宫闱政变频频发生。唐玄宗李隆基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成为时代所选择的那个人。
唐玄宗功成于政变，对政变的防范自然也是极为严格，上位伊始便在骊山讲武，继续肃清并创设军政格局。政治上提拔姚元崇为相，开元前期清明有效的的政治由此而始。
但在军事上的改革，则就显得有些章法不足，主要体现在任重北衙万骑与大内宦奴，万骑扩建为龙武军，宦官们则执掌内闲厩并大力扩充宫中鹰犬驼马等机构规模。
对于南衙的军事体系，所进行的改革与发展力度则就不够强。一直到了开元十一年，才将关中与河东等地残留的府兵招募为长从宿卫，创立彍骑，以补充南衙兵力的不足，而府兵制也因此正式宣告终结，彻底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彍骑创立之后，也并没有进行有效的管理与训练。上层的不够重视，也造成了彍骑上升空间不足，逐渐的自暴自弃，成为流氓无赖的聚集所在。
而与此相对应的，则就是大唐在各边开拓的武功辉煌，如此便又造成了大量军事人才的外流，从而造成边镇越来越强而中央越来越虚。
这演变的过程，唐玄宗那种矛盾复杂的心理也占了很大的因素。他既热衷武功、崇尚开拓，早年的经历又让他对禁军体系充满了提防与不信任，特别是在其宠臣、北衙重将王毛仲也陷入谋反案后，对禁军将领防禁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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