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之所以敢于如此，主要是因为他丝毫也不担心议和失败自己会承担什么责任。
事实上，他的私心里面反而希望与清虏议和的事情办不成。
他清楚记得，陈新第带着兵部尚书陈新甲的书信前来联络他，以兵部职方司郎中一职作为交换，请他挑起与清虏议和这个担子的时候，陈新第出示的那道上谕：
“谕兵部尚书陈新甲：依卿奏，辽、沈有休兵息民之意，若其果然出于真心，我国家自当仰体上天好生之仁，妥善处置，以复还我祖宗恩义联络之旧，特谕卿便宜行事。”
这道上谕，看似简单，实则并不简单，其中所暗藏的玄机，让马绍愉不寒而栗。
他能看出来，崇祯皇帝的本心是想与清虏和谈的，但是他又不敢公开搞和谈。
至于皇帝在担心什么，或者忌惮什么，马绍愉也很清楚。
因为他本人就曾是清流文官的一员。
就是因为他在朝廷清流文官当中主战的嗓门比较大，才被认为通晓兵事，然后被选拔进入兵部任职的。
而且那还是在朝廷军队在关外一败涂地的时候。
现在，朝廷调集大军征辽，好不容易形势占优，这个时候要是谁突然站出来主张与清虏讲和，那些清流言官们必定会群起而攻之，非被批倒批臭不可。
一旦如此，以当今圣上的一贯打法，是肯定不会主动承担这个责任的。
事实上从皇帝给兵部尚书陈新甲的上谕中，也能看出来这一点，光是“依卿奏”三个字，就已经把责任撇得干干净净了。
而且整段上谕之中，根本没提“清虏”或“清国”两个字，也没提“议和”或“讲和”之类的字眼。
其他诸如“若其果然出于真心”“妥善处置”“便宜行事”等用语，更是句句埋有伏笔，随时准备甩锅。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风向有变，皇帝安排给陈新甲的这个事情，就有可能被说成是陈新甲误解圣意私下议和。
真到那个时候，他马绍愉怎么办？
还好马绍愉把陈新第出示的上谕记得清清楚楚，同时也把陈新甲写给他的几封书信保存得很好，算是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
但是即便如此，他也宁愿议和这件事不了了之。
因为真成了以后，这件事不一定会成为他的功劳，相反，很可能会成为这次大明朝收复辽东之战功败垂成的祸首。
即便崇祯皇帝不会处罚他，他也将因此背上无数的弹劾与骂名。
这对清流出身的他来说，有时候比死还难受。
存了这样的念头，他的腰杆子看起来自然比谁都硬。
而他的这一番表现，也的确把希福、硕托这些人给唬住了。
只见希福、硕托两人彼此对视一眼，一时不知道应该拂袖而去，还是应该接受这些所谓最后的条款了。
最后还是同样出身宗室的内秘书院学士觉罗伊图，站出来提议休会，才算打破了双方对峙的僵局。
随后，希福、硕托、觉罗伊图，还有另一位议和副使纽黑，被引领到了院内西厢房的休息间，他们在那里关上门用老女真语你来我往叽里咕噜商议了小半个时辰。
到了当日中午，以希福为首的清虏议和使团，面色沉重的接受了马绍愉向他们出示的那些议和条款，然后很快就离开了大凌河城。
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以希福为首的清虏议和使团带着在盛京城里已经准备好的满汉蒙三种文字写就的和书、誓书，又一次来到了大凌河城外。
到了此时，议和的八字算是画好了一撇，只等送往京师，交给朝廷批准了。
之前被严格保密的议和之事，也管得不那么紧了，终于开始往外透露风声了。
眼看关外的严冬将至，而议和也即将达成，那些多少知道一些内情的辽西各路总兵大将们个个喜形于色。
唯有镇朔将军、宣府镇总兵杨国柱闷闷不乐。
一方面他不理解朝廷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答应与清虏议和，另一方面也有传言说，朝廷批准和书之后，他就得撤离右屯，撤回大凌河以西了。
当然了，也有可能就此撤回到他的本镇宣府去。
在杨国柱这样的老将看来，如今云集辽西的朝廷大军，已经与辽东半岛的金海镇大军连成了一片，收复辽沈的形势从来没有这样好过。
然而，在对此感到百般不解与遗憾之余，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暗地里派人将他听说的和议将成的消息快马加鞭送到营口城去。
然后再经由袁进之手，送到盖州城去，免得辽西那边突然撤兵，杨振在盖州方向或者凤凰城与宽奠一带无备，吃了清虏的亏。
当然，杨国柱的担心纯属多余。
因为在拿到他派人送到营口城的消息之前几天，他的大侄子杨振，就已经早早拿到了马绍愉出示给清虏的议和条款最终版本。
虽然蓟辽督师府这次叫人送来和书的最后条款，并不是为了征求杨振的意见，而只是按照早前约定好的，向他通报最后议定的条款的主要内容。
但是，这也足够了。
因为，在得知和书已经敲定，并且看了和书内容之后，杨振很快就从大后方招来了李吉。
在一番嘱咐与安排之后，李吉带着一大笔银子以及杨振交办的秘密使命，于十一月十一日一早，带人离开了盖州城，直接在连云岛上的港口乘船，直奔天津卫方向去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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