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赵有恒长期以来并不参与任何党争，无论是马士英派系还是东林党，对赵有恒的提议都有点心不在焉，或者说是谁都不愿意首先跳出来。这个档口，南明朝廷的权力争夺正是白热化阶段，谁同意，另一方就会坚决反对。
和马士英派系一味党同伐异相比，长期盘踞江南的东林党倒是更警惕一些，因为他们对华美的认识也不是一抹黑。东林党在江南的许多世族大户都和沿海商人有着不浅的交道。单纯生意都还好说，但宋亡海遗的说法终归有一种让人不踏实的感觉，说不好听一点，引狼入室不是不可能。
再加上朱由菘登基后，接连出了“大悲和尚案”、“假太子案”和“童妃案”三事，各方围绕着朱由菘的皇位正统性兴风作浪。南京朝堂是闹得鸡犬不宁。斗争双方对此事的重视程度极低，才导致香港总督康拉德派出的信使在广州足足等了好几个月，都没有任何有眉目的官方回复。
华美长期以来就似乎对郑芝龙“不感冒”。或者说是堤防。郑芝龙同样也带着极大的警惕冷观华美在大明沿海的一举一动。
自打十几年前的东海危机过后，郑芝龙表面上接受了所谓的“私下调停”。但依然死守了福建、浙江沿海乃至琉球和日本的贸易口岸，任何有关华美方面的进出口生意，要么郑家独家垄断，要么各地海商必须给郑家上缴各种私税才能顺利通行。
整体来说，除了和大员亦敌亦友、互有需求的贸易往来外，福建、浙江沿海州县和日本贸易，还是郑家手上水泼不进的“私人地盘”。
就算蝴蝶翅膀影响下，更多的商业竞争者有参与明朝边海贸易的空间。但郑家从上述垄断地盘里每年获得的收益也超过了三百万两白银，可谓富可敌国，还养出一支总兵力近十万的陆海军力。
过去半年里，郑森已经好几次提议郑芝龙，借华美香港租界续约为契机，为朝廷牵线联络华美官方，让朝廷也组建类似广东新军的江防新镇，以抵御满清有可能的南下。
但郑芝龙的态度却很奇特，一方面极其认同儿子的观点，另一方面又一直以“帝新立。国事尤繁，当以稳为重。今借外藩干涉兵事，靡费艰巨。亦恐朝中非议。”为由搪塞过去。
郑芝龙本人，也恰到好处地暂时没有在马士英和东林党之间选边站，两头都拿捏着火候。只是表示郑家可以先做表率，不用朝廷兵部费心，单独在福建改编一支郑家指挥的新军。
比如现在，郑森还留在香港作为郑家的非正式代表在和华美官方私下联系。但很明显，华美方面的策略，就是要打破现状，要郑家放弃垄断。真正开放福建和浙江的海上贸易，甚至是有绕开郑家直接从南明朝廷方面达成目的的举动。
……
“……好了。我已知晓。你们都退出去吧，让人将笔墨纸砚送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从沉思中回过神的郑芝龙，挥手屏退了众人，在空无一人的画舫里摊开了纸笔，开始向南京城里急于拉拢自己的马士英派系和东林党同时写信。
“……有闻米夷借商屯兵南洋边地，多有掠海戮民之举。又暗中收聚海寇，屠南洋麻剌加藩属，窃其国，立伪主刘香……”
“……得米夷所使，边海劣商李国助等袭占吕宋诸岛，尽屠土民，妄自称国，目无天朝。又与米夷、琼州兵备道沈廷扬等无良官商沆瀣一气，于崇祯十六年起，或劫或贩或诱，两广、湖广、江西、闽浙良民破家出海者不知凡几，行径令人发指，民怨鼎沸……”
“……先帝念宋亡海遗米夷亦中国赤民，怜之有加，以香港恩养，准其居留营商。然入国数年，悠然海上，不朝不拜，又屡次食言弃贡。今趁国朝危局，米夷得广东巡抚恩推，觍颜求进，欲借租期修约，长时把持……”
“……南洋之事虽轻远，亦是我大明内守外防之要务。米夷居心叵测，觊觎闽、浙、南直隶之心昭然若揭，巧言海援御虏，实则另有所图。若米夷得入闽、浙、南直隶，则东海国门有危，广东巡抚赵有恒亦有不察之责。倭祸之鉴尚近，望请诸公细查……”
不光指名点姓把琼州兵备道沈廷扬列入罪大恶极首位，还拐弯抹角地将广东巡抚赵有恒也形容为昏聩官员。足足写了一个时辰，郑芝龙才放下毛笔。捏着手腕看过洋洋洒洒数百言的书信，郑芝龙眼底忽然露出一丝患得患失的忧色。
东海南洋，非郑氏之地皆敌。这大概就是郑芝龙出道立足以来，至始至终坚持的观点，并传于儿子郑森。郑家四代在明末清初的辉煌，就以此战略思想为基本出发点。
既然华美想侵犯郑家的核心利益，甚至还有把军力登上郑家老巢地盘的企图，那这次利用南京的党争拿琼州一众官商开刀，就是郑芝龙斟酌再三后打出的牌。
想了下，郑芝龙又摊开新的信纸，开始给儿子郑森写信，让其继续和华美方面交涉，阐明郑家在福建浙江雷打不动的立场：华美若是把郑家逼急了，大家生意都别想做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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