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结束上山下乡，浩浩荡荡的知青大军扎堆回城。他们面对的社会环境与当初全然不同。
找不到工作机会，找不到结婚对象，让许多人苦闷。
许多农民也获得了进城务工的自由，与返城知青争夺就业机会。
城市中的待业人口越聚越多。
这些被社会抛出正常就业领域的‘闲人’，无奈之际操起了个体户这个为社会所不齿的行业，可谓逼上梁山。
随着1980年初，国家颁布了《关于城镇个体工商业户登记管理若干规定》，整日提心吊胆生活在投机倒把阴影下的个体户们暂时松了口气。
夏初6月，中央提出，“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不同经济形式可同台竞争，一切守法个体劳动者都应受社会尊重”，给了掘到第一桶金的个体户一颗定心丸。
许多个体户，都是在菜市场门口，寻一块空地，在此地摆摊售卖一些蔬菜、日用品、小吃，衣服，鞋子，大多没有什么组织，也没人管理。
甚至还有苏明下面的二道贩子公开卖起了手表、计算器。
个体户，最初就是待业青年、黑五类的代名词，听着刺耳，看着刺眼。
但偏偏就是他们，趁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年代，市场上物资匮乏，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波，搞着了大钱。
他们练摊、倒服装、倒电器，把广州的东西运回内地卖，就凭跑个差价，成了万元户。
而公务员的月薪也就七八十元。
与其说他们抓住了机遇，倒不如说是机遇抓住了他们。
这场淘金运动，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白手起家、筚路蓝缕的个体户们，经过了岁月的大浪淘沙，有的成为叱咤风云的财经红人，有的依然耕耘在创业的路上，有的销声匿迹没了踪影……
他们，是一个时代的的号角、张扬与狂放，但不是休止符。
随着的个体户兴起、大喇叭开始放港台歌曲，女生开始穿裙子、老外拿着摄像机满大街胡同溜达，这些社会新兴事物的出现，无不挑动着青年人的欲望。
生活虽然依旧，可去南方见识过的人，看着最早出现“三来一补”的东莞、广州，套取大把外汇，开着小摩的，穿着花衣服，陡然让人们的内心开始了躁动，总想把计划、规矩来个打破。
处在中国内外交困的焖烧之中，向外改变的出路，把城市的人搞得躁动不安，那就是一种捆绑之后的挣扎，黎明之前的黑暗。
大家看到了一种希望，一种让人能够翻身解放的希望。
进入十月份，苏明已经俨然成了整个华北地区最大的二道贩子，电子表、计算器、衣服、磁带，这些每天的流水就有五六万，每天都有五六千的纯收入，开始为钱藏哪里而发愁。
苏明穿着黑色皮夹克，发亮的牛皮鞋，抽烟都是5块圣火，可是依然禁不住心里发愁，挠着脑袋问李和”哥，你的钱大部分都买了瓶瓶罐罐，家里放的钱不多。可我家里都有30多万了，我老娘看着高兴也不是，愁也不是，哪天要是被查出了，那可就是真大事了。”
李和也确实估摸不清眼前，他想起了傻子瓜子的年广久赚了一百万，好像偷偷摸摸做，都被挂了资本家复辟的牌子，自己与苏明是不是太过招摇了，看了苏明一眼道“那就低调点吧，钱还是用罐子埋好。我横竖是个学生，租个房子，人家也不会挑我刺，你自己注意点就行，不要得罪人，跟在你后面的那帮子人，你也管好，不要打着你名号做事。”
苏明抽口烟，道“哥，我晓得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你看吧，我以为有钱了，混个敞亮，也算个人物了。可一回头我老娘给我去寻摸亲事，人家还是嫌我没工作。哎”
“你不是说要找大洋马吗？现在急什么，你才23吧？相信我，等大家思想观念转变了，到时候小媳妇大姑娘还不朝你身上扑？”李和又拍拍苏明肩膀，道“捂好自己裤裆，用扯淡的态度，面对操蛋的人生“
“我没啥，就是心里不忿罢了，我都恨不得拿钱去砸人家脸上”苏明烟头狠狠的朝地上一踩，”那我回去了，我大哥今天带孩子过来，我去瞧瞧“
李和摆摆手也没拦着。
张婉婷把饭菜摆好，看了一眼堂屋，嘟嘟道”明子走了？不在吃啊，早知道就不做这么多了“
李和摆好桌椅板凳，道“他家里来亲戚了，不好留着。咱俩自己吃“
张婉婷现在吃的白白嫩嫩的娇艳，也更加体贴了，洗衣、做饭、卫生等等家务全包，一点活都不舍得让李和做。
李和有时在想，这日子虽然平淡了点，可是舒服啊。
老家的事情也没啥操心的了，五月份家里发来了电报，房子起好了，可是段梅怀孕了，为了名声，在没显怀的时候，李隆和段梅匆忙选了日子，摆了酒席，算是结婚了。
李梅和杨学文的婚事也在7月份定了下来，这让李和松了一口气，觉着重生一回，还算不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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