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皇帝需要钱吗，答案是肯定的。
打仗要钱，舒困民生要钱，发放俸禄要钱……可以说，大明的运转处处都需要钱。
但一定要从勋贵身上收取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现在的大明财政，已经有所好转，且并没有到山穷水复的地步。
想想崇祯，穷得把皇宫里值钱的都卖了。最后自挂东南枝，也没向勋贵们下手，而是把他们连人带家财完好地送给了闯王。
可朱由校要改革，就必须向勋贵们砍出这一刀。
谁让他们是大明的官呢，打击官商不能区别对待，眼皮子底下的不管，哪来的底气去严惩他人？
要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就要打造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环境。把依靠特权的官商打掉，只能算是打下基础，为日后推出工商法规铺平道路。
说白了，涉足商业的官员、勋贵、宗藩，都是推进改革的障碍。绊脚石嘛，必须清除，就是这么简单。
但朱由校也没太过粗暴，把人区别对待一直是他的处事原则。
对成国公朱纯臣是毫不客气，直接命其将商队解散，商铺则封门拍卖，并缴纳超期罚金，还罚俸一年。
这是杀鸡儆猴，看其他勋贵的反应。
而对襄城伯、惠安伯、宣城伯等勋贵则有赏赐和慰勉，其中有子孙入武学、新学以求上进的，更有甲申之变时自杀殉国的。
同时，朱由校还提出了自己的计划。那就是让勋贵们集资入股，成立大明发展银行。
而朱由校将以玻璃厂、镜子厂、煤钢联合厂作股本，担任发展银行的总裁兼CEO。当然，具体的管理经营另有他人，皇帝只是起个大方向的指导作用。
勋贵们不是有钱没处花嘛，不是要以钱生钱嘛，那还犹豫什么，快来入股合伙作生意赚大钱吧！
那边打击官商，这边又建立一个皇帝领头的“大官商”，是不是前后矛盾，自打嘴巴呀？
但皇帝并不这么认为，他更愿意把这个发展银行称为商业银行，把集合起来的工厂叫做“国企”。
国企的作用不用多说那些投资大、建设时间长、效益增长慢的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商人不会愿意经营。政府参与进来，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同时，把勋贵们的资金集中起来，既是有效利用，也节省了财政的直接投入。
另外，投资入股能赚钱，给勋贵们多了一个选择，也降低了他们的抵触心理。或许不如直接经商挣得多，但总比放在家里浪费强吧。
最关键的是，勋贵们只是股东，或者是名誉董事。但不给他们经营权，也就不能再利用个人特权。
而以特权参与商业，正是“官商”的主要特点。
总而言之，这个发展银行和工厂的联合体，将以工商实业为主，并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与“官商”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当然，谁也不会想到，朱由校对这个发展银行有着多高的期待，多么深远的考虑。
金融工具，或者说是银行信贷业，成为扩张的手段和工具，在西方已不是新鲜事儿。
朱由校也准备把发展银行逐渐变成扩张的助力，对外掠夺财富。
弱肉强食，森林法则。这个世界上你不去争抢，就可能被别人掠夺，存不得妇人之仁。
……………………
亭台楼阁，花园美池。
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色在成国公朱纯臣眼里，也变得索然无味。但他是拜访而来，在主人英国公张惟贤面前，还得强颜欢笑。
张惟贤自知朱纯臣是不忿皇帝的处罚，想来撞木钟，或是找同盟的。
可他就是装作不知，酒菜摆上，尽说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朱纯臣几次扯到话题，他也装傻，胡混了过去。
其实，张惟贤也对皇帝的举措不满。怎么就对勋旧武臣不念祖上功绩，要堵死人家的来钱道儿呢？
但不满是不满，张惟贤不敢表露出来。
如果说京营还由勋贵执掌，想必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可从土木堡之变，以及英宗复辟后，勋旧武臣统兵的制度，就已经逐渐变成官僚系统控制、宦官监军了。
当今万岁更是通过整顿京营、开办武学等手段，彻底剥夺了勋贵仅剩的一点名义上的统兵之权。
刀把子在皇帝手里，好说好商量不听，非要激怒皇帝，削你的爵、抄你的家、砍你的头不可？
形势比人强，象张惟贤、朱纯臣等勋贵后代，早已经不复祖先之智勇，没变成纨绔已是有出息，哪还有啥雄心本事。造反？借他十个胆子吧！
等朱纯臣第三次挑起话题时，张惟贤缓缓放下了酒杯，笑着问道：“朱兄，听说府上正在整修，要把窗户全换成玻璃的？”
平板玻璃已经开始销售，数量不多，价格也贵。成国公府上要换玻璃窗，这花费可不是一般的多。
朱纯臣吭哧了一下，辩解道：“这是外界的谣传，某的身家，哪能全换，只是一间书房。老眼昏花，亮堂点，看书也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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