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年底，对于京城许多普通百姓而言，空气里同样飘着股让人心里发慌的“紧”劲儿。
尽管共和国不像日本，并没有什么经济泡沫被刺破，但不少靠铁饭碗吃饭的人依然活得并不踏实。
他们肩膀上所承担的生活压力，其实并不见得比活在东京的日本民众轻松。
不为别的，就因为市场经济的风接连吹了好几年，越来越多国营单位因为受不了这股风，已经到了倒闭的边缘。
纺织厂的布堆在仓库里落灰，机器转得越来越慢。
五金厂的扳手锤子，灯泡厂的灯泡，暖瓶厂的暖瓶，毛巾厂的毛巾……统统没人要，这些厂子的工人们开始轮岗在家歇着。
就连原先门庭若市的国营饭馆，也变得冷冷清清。
原因只有一个——菜味儿一成不变，服务员脸比锅底还沉，顾客早被胡同口个体户的小馆子抢光了。
更让京城人心里发慌的的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进了城，给京城人带来方便的同时，也抢占了越来越多的赚钱机会。
胡同口的早点铺，原先就只有国营的，后来自打有了卖油条的私人小贩，卖馄饨的、卖包子的，卖煎饼的就都出现了。
现在早上那叫一个热闹，隔三步就有个私人的早点摊点，吆喝声比谁都亮。
还有许多胡同口那些补鞋、磨刀的，清一色也换成了外乡口音，价格压得极低。
这还不算，医院、学校的勤杂工，工厂的搬运工，甚至居民楼的看门人，都换成了肯吃苦、工钱少的外乡人。
京城市民在不知不觉中，就渐渐丧失了这些原本属于他们的工作机会和营生。
结果就弄成现在这样，京城人做点小买卖竞争不过人家外地的，上班的要么减薪要么待岗。
说一千道一万，京城人攥着钱过日子，把一分钱掰成八瓣花的滋味，比数九寒天的冷风还刺骨。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万事无绝对，就在这人人都盼着“开年手里能多少活泛点儿”的时候，宁卫民从日本寄来的订单，像一把火，烧暖了和他有关联的许多人的心。
这排在第一位的关照对象，就是他户口所在地，也是他这辈子最早起家的地方。
1990年，月份牌上的后一天，周一。
这一天一大早，煤市街街道办李主任办公室的大门就被风风火火而来的边大妈给“咚咚咚”的敲开了。
饶是煤炉烧得正旺，炉子上的开水壶噗噗的冒着热乎气，可架不住边大妈把外面的寒风放了进来，小刀子似的往屋里钻。
这瞬间就让屋里的温度骤降，也让原本正在美滋滋看着报纸的李主任打了个哆嗦，下意识的赶紧去拿自己的搪瓷缸子捂手。
但与寒冷温度形成巨大反差的却是边大妈的精神头和她带来的喜讯。
别看老太太裹着一身寒气，棉帽子上还沾着点雪星子，可她完全称得上容光焕发，神采奕奕。
别说头发梢都带上了喜气儿，连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花。
一进来也不说别的，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文件纸，“啪”地一声拍在李主任的办公桌上。
“大主任！给您报喜来啦！卫民那孩子从日本给咱街道工艺品厂下了大订单，整整五十万！干好了，利润至少三十万，而且真要干的话，一半的货赶在年前就能完工，咱这年就妥了。”
就这一声，李主任什么都顾不得了，就跟吃了兴奋剂一样。
原本还打算继续去看报纸上“新年促销”的广告的眼睛登时瞪大了，闻言猛地去看办公桌上的那张纸。
他的手指在“五十万”三个字上反复摩挲，很快，就开怀大笑起来。
“哎哟，真是五十万啊！我的乖乖，这可是新年大礼包啊！卫民真是大气，有好事总想着咱们。这下咱街道工艺厂明年的年产值弄不好能到两百万了。别说大家伙年前奖金肯定能再上一个台阶，连给区里领导的拜年礼都能爆个头彩儿！”
“可不，而且这还只是刚开头。卫民发来的传真说，只要质量过关，以后还会继续要货。”边大妈凑趣儿的说，“有您的英明领导，又有卫民这孩子关照咱们。咱这街道哪儿还能穷的了呀。别说今年肯定得拿头份，以后年年都得拿头份。像过去似的，只能弄几本大美人挂历来凑数的日子，对咱们来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如此一来，李主任被捧得越发开心了。
“您还别说，因为服装厂要扩产的事儿，本来我还发愁这过年的钱有点不凑手呢。弄不好就得在大家的年节福利上省一点。现在这个订单可真是及时雨啊。我压根不用发愁了。这样啊，今年除了水果、烟酒，糖果，米面粮油之外，咱也搞点新鲜的。像什么最近正时髦的那什么黑芝麻糊、康莱蛋酥卷，还有那什么太阳神口服液，娃哈哈营业液的，你回头找人问问都哪儿买，咱也都弄点来大家分分。”
可就在边大妈笑着附和的档口。
刚乐呵两秒的李主任又想起一件事，他不由皱起眉，念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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