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历四十二年，万历皇帝这一年身体不太好，以为自己就要不久人世，为了给后人留一个好印象，当年三月下旨将天下所有矿监、税监都撤了回来。
但没想到万历皇帝都准备好后世了，太子都已经准备好接班了，那想到万历皇帝又挣扎的活了过来，并且身体越来越好。
身体康复后的万历皇帝心中有些后悔，早知道这样就不撤回矿监税监了，但话已出口，实在不好收回，所以这几年全国各地一直太平的很，没有这些死太监收刮地方。
当然这不是万历皇帝做的不对，万历年间因为经济大发展，南直隶等地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的苗条，但朝廷收税还是使用中古时期的税收体制，那就是农业税为主，徭役为辅。
这时明王朝经过近二百年的发展，形成一大批士大夫阶层，这些人是不用交税的。同时地方那些有交税资格的自耕农，为了逃避交税更是纷纷投献到这些士大夫门下。在加上朱棣设定的不合理宗室规定，需要朝廷供养的宗室人数逐年攀升，几方面加起来，朝廷的税收开始逐年减少。
从张居正死后万历亲政，朝廷的税收从一千二百万两逐年下滑，到了万历十一年更是降到了五百万两，到了万历四十年，更是下降到每年三百六十万两的窘迫地步。
而明朝税收锐减的原因，却有两方面，一是张居正死后，土地兼并的卷土重来，大批国家经过清丈后可以纳入税收范围的土地，被巧立名目的纳入各级官员地主，甚至王公贵戚名下，国家可用来征收赋税的土地，不到十年间，既缩水到五百多万顷。
明朝的税收体系，本就是以农业税为主。但在万历在位时，发展最迅速的却是工商业，东南沿海商业贸易大兴，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已成严重的不平衡态势。
农民日益穷困，许多人甚至抛家舍业，有地不种跑到东南沿海打工，成了最早的农民工阶层。东南沿海商业发达，但明朝商业税，从开国起就相对比较轻，发达的工商业下，国家通过原有的税收体系，很难增收太多的赋税。
明朝万历年间户部收取的商业营业税，在万历十年之后，一直保持在每年二十万两左右。明朝前半期主要的商业税收入来自于盐税，但到万历时期，随着私盐贸易的兴盛，山西以及两淮盐商力量的壮大，明王朝对食盐贸易的垄断早被打破，在万历时代的食盐市场上，全国的食盐需求量有十八亿斤，而官府经营的食盐，只占五亿斤，税收自然大打折扣。
明朝经过“隆庆开关”后，海外贸易蓬勃发展，但明朝收取关税的体系，依然是永乐年间的市舶司，收税方式，还是按照传统的货物进出口量，征收其低价百分之二十的关税。
由于海外贸易货物进出口交易价格与成本价格间的巨大落差，市舶司可收到的税赋微乎其微，在万历年间，明朝市舶司的权力也日益萎缩，原本可以组织贸易集市，监管贸易的权力，早被沿海商人取代，市舶司的权限仅限于收税，而组织贸易的商人们，则可以巧立名目逃避税赋。
到了万历二十年，明朝市舶司的总收入，竟然只有四万两。而就在同时，根据西方学者研究，这时期输入中国的白银总量，占整个世界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大量白银的输入，也势必引起通货膨胀，万历手中的钱，也越发变得不值钱。
因此日益严峻的财政问题，才是万历派遣太监做税监的动因，但这么做的效果又如何呢？
税监一出，文官集团自然反对，多年以来各类抨击的奏折不断，一是不能容忍太监干政，二是万历时期的文官集团，商人阶层出身的越来越多，许多还介入商业贸易，搞起了“官倒”，太监收税，受害最大的就是他们，所以团结一心抱成团，誓把反对税监进行到底。
所以在前几年皇帝收回税监的时候，文官集团拍手称快，但现在如果皇帝借着辽东战事重开税监，朝中马上就会掀起政治风暴。
万历皇帝今年已经五十五了，前两年就要死要活，大家都知道这位皇帝活不了几年，所以当前最为紧要的就是保证政治平稳，等老皇帝一死，新皇帝好平稳接班。
杨涟是坚决的拥护太子派，他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与事动摇太子的地位，所以在接到这个消息后，杨涟心中很是生气。
提出支辽饷的是兵科给事中赵兴邦，也是东林党的人。如果十年前赵兴邦提出这个提案，杨涟绝对举双手赞成。可是现在这个提案不是本末倒置吗？如果朝堂混乱，很容易给郑贵妃的一方势力机会，万一就因为这件事弄得国本动摇，岂不得不偿失？
杨涟在南都时就已经对户部侍郎毕自严提出这个提案不适合当下，但木已成舟，就算毕自严也无力回天。没办法杨涟只好接受既定事实，同时心中保佑国本不至于动摇。
杨涟在这担惊受怕，李继、周森倒没什么反应。周森很简单，他年纪轻，刚接触政治，还不了解朝堂险恶，但李继就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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