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贡献的粮食达到一千五百石，皇帝陛下会亲自下旨，赐其建造石阙，相当于勒石记功。
与此同时，民间自行建造石阙的行为被禁止，这种旌表的方式被官方垄断，需要官府授权方可施行。
这种方式极其受大商巨贾的欢迎，商人在汉朝地位低下，虽然家资巨万，但是社会地位并不高，时常遭到官府的歧视，赐建石阙法一出台，便有许多大商向朝廷捐献，金额巨万，都受到皇帝亲自赐建石阙，赐号“高贤”。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
京兆杜陵豪强陈太公，有良田数百顷，家资巨万，听说了赐建石阙法，嗤之以鼻，说道：“这不过是朝廷敛财之法，一个石阙有什么用？”
面对其儿子要入太学的请求，陈太公也不置可否，说道：“家中自有名师，足够教授尔等，花费不足太学学费之一成，何必非要入太学读书？”
他的儿子们当面不敢顶撞，背后却都偷偷地叫他“老榆木疙瘩”。
陈太公凭经商致巨富，有头脑，擅算计，自认绝不会被皇帝和官府的花招骗到。
他每天只在自己家的豪宅之中养尊处优，丝毫不为外界风波所动。
直到有一天，听到家人议论，说是邻村的高太公，因为捐献了五百石粮，得到郡中赐建石阙，尊其为“高贤”。
当天县令亲自登门慰问，官差来了不少，有锣鼓队吹吹打打，好不热闹，村中的里正也跟着脸上有光，对高太公愈发看重，这时县令说了句话：“既然贵地有高太公这样的高贤，何不索性改名为高村，这名称流之后世，使后人皆知高氏世代为本地之高贤大德。”
县令发话了，里正立即附合，当即将其所住之村命名为高村，高氏一个原本的商户竟好像成了当地名门，每日上门拜访之人络绎不绝。
高太公一见，觉得这事也不错，说道：“莫不如我再多捐些钱粮，将这乡更名为高乡，岂不更好？”
众人一听齐声附和，高太公便准备钱粮，又要贡献。
陈太公听了这事，突然一改往日的淡定上，拍案大怒道：“想那高家，从前不过是我家的伙计，背主单干，挣了些钱，此时竟如此嚣张，竟要骑到旧主家头上去？这好好的乡为什么非要叫高乡？要改也该叫陈乡！”
陈太公当即去寻乡三老理论，乡三老说人家出了钱，他也没有法子，唯一的法子是陈太公也出钱粮，两人较量一下，这个乡的名称由他们贡献多寡来定。
高太公已有了高村，对于高乡是有则更好，无则也可接受，陈太公却是势在必得，当即表示要捐献粮食两千石，条件只有一个：将这乡改名为陈乡。
当时各乡都在推行捐献，互相攀比，县令也以各乡捐献来称量乡里的政绩，乡三老正为比不过别的乡而烦恼，听陈太公一说，当即大喜，立刻应承下来。
两千石粮食虽然不少，对于家资巨万的陈太公来说，却也不是件了不得的事，他家的田都是亩产五石以上的良田，光地里每年的产出就不下两千石，何况他家的主业是经商。
没几天的功夫，陈太公准备好了粮食，一直接入长安城，交到府库，京兆尹亲自登了陈家的门，称其为“高贤”，并带来皇帝的圣旨，为陈太公赐建石阙，并将乡名改为陈乡。
陈太公心里别提有多痛快，虽然花了许多钱粮，可钱粮就是用来花的，留着也吃不了喝不了，还不如物尽其用，为他们陈家搏取更高的社会地位。
石阙建成后，陈太公又准备钱粮，要送他的两个儿子进入太学学习。
“你们去了不要逃学，莫要玩闹，要好好读书，争取得陛下青睐，做皇帝的贴身近臣，将来飞黄腾达，那么我们陈家就当真要改头换面了。”
两个儿子点头称是，带着父亲的殷殷嘱托，赶着粮车进了长安城，开始了他们的太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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