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伊藤博文的设想，华族应当成为“皇室之藩屏”、维持现行制度的基石。因此赋予华族以特权，从而保证其社会地位就成为必要。
在经济方面，根据当时的法律，华族的世袭财产受到特别保护，以其为“标的”的转让和抵押行为无效。这样就防止了华族财产的流失，保证了其基本的经济地位。此外华族还集资设立了国立第十五银行（又称华族银行），以保证其财产的保值增值。为了保护历来就贫穷的旧堂上华族，日本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旧堂上华族保护资金”，以接济贫穷华族。
在政治方面，贵族院议员绝大多数由华族构成，其中30岁以上的公爵和侯爵为当然议员，伯爵、子爵和男爵议员则在拥有本爵位的30岁以上人员当中互选产生。其中伯爵议员定额18名，子爵和男爵议员定额各66名，任期七年。按惯例，贵族院正副议长、宫内大臣、宗秩寮总裁只能由华族出任。在明治、大正时代，由于内阁总理大臣由天皇指定，因此多数内阁总理大臣都是华族出身，其中着名者如伊藤博文、黑田清隆、桂太郎、西园寺公望、近卫文麿等。作为德川宗家当主的德川家达也曾受天皇之命组织内阁，但由于家族会议的反对而拒绝了天皇的命令。
在荣典方面，华族爵位世袭。所有华族均保有宫中席次，其中公爵排第十六位，在叙从一位者之上，赐亲任官待遇者之下。侯爵排第二十二位，在叙正二位者之上，麝香间祗候之下。伯爵排第二十八位，在叙从二位者之上，赐敕任官待遇者之下。子爵排第三十一位，在叙正三位者之下，叙勋二等者之下。男爵排第三十六位，在叙正四位者之上，叙勋三等者之下。那么华族的地位究竟有多高呢？以最低等级的男爵为例，其宫中席次在贵族院和众议院议员之上，更高于高等官三等者。高等官三等相当于今日的陆军大佐、地方裁判所判事、驻外使馆一等书记官或内阁、各省书记官。而贵为公爵者的宫中席次则更是高于高等官一等者，高等官一等相当于宫内省次官、陆海军中将，是一般人奋斗一辈子才能登上的高位。华族之嫡男成年（20岁）后即可叙从五位，因此也被称为“五位”。各等有爵位者在不考虑本人功绩的情况下也可以依年龄叙任，其中公爵在年满六十四岁后，就算毫无功绩也可以叙从一位。男爵如果毫无功绩，则在年满九十六岁后也可以叙从一位。那么一位华族的头衔应该是如何的呢？一般而言是以“位”+“勋”+“爵”+“职”来称呼，以德川宗家当主德川家达为例：从一位大勋位公爵贵族院议长。
在教育方面，所有华族子弟均有进入学习院学习的特权。将来只要成绩在学习院中能排到中等以上，便可以进入全日本第一的东京帝国大学。成绩靠后的学习院学生也可以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学习，而普通人为了考入这两所大学则不知要经历多少年的煎熬和努力。
此外华族们还组织设立了华族会馆以加强彼此间的交际，德川宗家当主德川家达常年担任馆长一职。
与西欧各国贵族一样，日本华族在进入二十世纪后也逐渐衰败。首先陷入困境的便是旧公卿华族。旧公卿在江户时代便以俸禄低下闻名，五摄家平均所领不过二、三千石，公卿名门不过数百石，而一般公卿所领更是少至禄米三十石。明治维新后的金禄公债是以原领俸禄为准发放公债，由此导致公卿华族所得甚少。具体而言，岩仓具定仅62，000日圆，三条实美仅65，000日圆，鹰司熙通仅18，000日圆，二条基弘仅35，000日圆，而这些人已经是公卿的最上层。至于中下层公卿华族的收入，就更是少得可怜了。为了维持必要的体面，不少公卿华族只得变卖家产，以至于债务缠身。前述对华族世袭财产予以特殊保护的法令也正是为了防止这些贫穷华族的财产流失。在大正时代，宫廷中经常举行各种宴会和活动。受邀参加的公卿华族甚至会偷偷拿走一些宫中的日常器皿（当然也是上等工艺品），可见其生活窘迫的程度。
与公卿华族不同，大名华族在维新后获得了本领十分之一的收入作为俸禄，因此大都通过金禄公债政策获得了大量公债。
一般的大名华族领取的金禄公债也十分可观，平均而言在100，000日圆上下，最少的也有数万日圆。加上他们原先拥有的收藏品、在东京拥有的藩邸以及在国立十五银行（华族银行）和其他产业上的投资，大名华族实际上属于当时最富裕的阶层。但由于他们往往有众多的旧家臣需要援助，加上高额的交际费用，大名华族的财政状况也逐渐紧张。1927年，昭和时代最大的金融恐慌到来，华族银行应声而倒，使得许多华族损失惨重。此外遗产税也使得许多华族不堪重负，如纪伊德川家当主德川赖贞在1925年继承财产时，为了支付高达800，000日圆的税金不得不变卖祖传家宝，其中一个重达4.3kg的纯金茶釜还成为当时的社会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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