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儿又盯着她看了眼，有些不放心，迟疑着问，“阿姨，你脸色很不好呀，需不需要我送你去医院？”
杨柳下意识的攥紧了那瓶水，握得死死地，指关节发白，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
她说不出话来。
女孩儿又问了几遍，却在发现自己得不到回应后只得选择跟着公交车离开，然而杨柳，并没有上车。
她站在路边，看着身边的人来人往，突然蹲下/身，把脸用力埋进膝盖，放声大哭起来。
她哭的那样用力，声嘶力竭，嘶哑的嗓音中好像带着血，没有一丝美感，有的只是令人揪心的委屈和凄凉……
拍这场戏之前，杨柳就有意识的减少了喝水量，成功使自己跟随角色一起拥有了一双干裂、爆皮的嘴唇。
如此一来，她几乎不需要化妆，严重低于身体需求的水分摄入量让她接连几天都处于濒临脱水的状态，甚至说话的嘴型稍微一大就随着疼痛渗出细密的血珠！
对此，包括宋默生和乌霖在内的剧组全体成员都对她表示了高度尊敬，这是一位真正职业人的精神。
乌霖接过助理手中的小风扇，狠命吹了一阵，苦中作乐道，“行了，我也活不了几天了。”
杨柳冲他艰难的笑了笑，嘴巴一圈登时一阵火烧火燎，她只好赶紧闭上，又拿着毛巾沾水捂着，时不时很小口很小口的抿水。
高温、缺水，匮乏又混乱的作息，最近几天她已经严重上火了，估计等杀青，她得先去医院报下道……
晚上要拍杨柳跟父母打电话，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着诉说自己感情生活的不顺的戏，宋默生问她有没有什么想法。
杨柳想了会儿，又捂了捂嘴巴，才小幅度道，“倒没有什么新鲜的，就是照咱们原先说好的来就行。”
原先剧本中并没有公交站给水的那个女孩儿，是戏差不多拍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宋默生灵光一闪加进去的，就连演员也是临时找的。
他跟杨柳都觉得女主角的感情变化稍嫌生硬，倒不是说她压抑了这么多年后不应该爆发，应该，只是中间明显缺少什么催化剂之类的东西。宋默生跟杨柳和乌霖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好多次，都没什么结果，还是那天乌霖率先上火，嘴角起泡，有人给他递水的时候，他感情丰沛的说了句谢谢，宋默生才忽然有了这个想法
。
杨柳这个角色显然缺少情感的滋养，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她近乎怯懦的忍耐大约也来源于此：她生怕最后这点可以用来自欺欺人的情感框架也离自己而去……
然而一个陌生人却给予了她从未敢奢望过的温暖，这无疑赋予了她勇气，因此她在医院打点滴的时候终于尝试着跟父母沟通，希望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结果却只得到了母亲带些不耐烦的敷衍：
“他既没打你，也没出轨，赚的钱也全用来养家糊口，这么本分老实的男人，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杨柳的心凉了，她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声音发颤的说，“我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
她只想找个人说说话。
家里分明有三个人，可她却经常一连几天都说不了一句话，偶尔出口的也不过是完全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嗯”“啊”“回来了”……
家里没有一点人气，空洞的吓人；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笑过了，也不知跟家人愉快说话是个什么滋味儿，她觉得自己或许早就已经死了！
一切都几乎把她逼疯！
哪知母亲越发不屑，并“苦口婆心”的劝说道，“夫妻凑在一起就是过日子的嘛，天天吃住在一起，有什么好说的……习惯就行了。”
这就像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杨柳迎来了连自己都意外的平静。
她老老实实的遵医嘱打完点滴，买了菜回家，好好的做了饭，半夜却突然睁开眼睛，直挺挺的从床上坐了起来。
借着外面漏进来的微弱月光，她面无表情的盯着身边那个男人，男人毫无察觉，依旧沉浸在睡梦中。
杨柳幽幽的看了会儿，伸出瘦削的手，虚虚在他脸部上空描摹几下，然后翻身下床，拿了空荡荡的梳妆台上那支黑色圆管，去厨房给自己抹了最后一点已经干涸的口红，又用干净的抹布将菜刀擦得雪亮。
杨柳的嘴唇东一块西一块的撅着死皮，她甚至没有做任何修补措施就往上涂了口红，干翘的死皮将干巴又黏稠的唇膏分割成高低不平的沟壑，看上去滑稽而可笑，但可笑之余，却又莫名其妙的令人胆寒。
她杀死了曾经被自己视作全部生命的丈夫和儿子，带着满身喷溅的血，迎着晨曦，一步步走了出去。
她得到了解脱。
对于剧本，宋默生做了两处比较大的改动，一个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杨柳在公交车站遇到送水的女孩儿，另一个就是结局。在最初的剧本中，杨柳只杀了丈夫，但最后实际拍摄时却变成了她杀死了父子两个。
对此，杨柳当然比较倾向于这样的改动更有助于表达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不过似乎也不排除导演个人情绪的宣泄……
杀青当日，杨柳既没有像预想的那样激动，也没有真的平静无波，她只是看着大家欢呼，看着进进/出出的人群将原本拥挤又杂乱的片场一点点搬空、搬净。
她长长的吐了口气，放松之余心里也怅然若失。
又一段经历，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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