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小山笑笑，这就是人性，你飞得高的时候几十万的表他也会追着送，稍微开始下降的时候什么都会开始算计。
不过他无所谓，照样每天中午左右起床，到茶楼喝会儿茶吃个中午饭，下午去跑步健身，然后冲个澡，按个摩，睡一会儿。
接下来，就是等着跟孟串儿通电话，然后晚上再到茶楼跟朋友聊聊天侃侃大山，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生活，没变动，没激情，没活力。
尤其是每天晚上回到家，打开电脑想写一会东西的时候异常痛苦，不知道该写什么，从哪里开始。
强逼着自己写下去，试图找回当年的状态，然后写出来一堆，结果自己再看一遍的时候觉得就是一堆垃圾，瞬间删除。
无数次这样的时候，最后只能坐到电脑前喝着酒睡着了。
外面人看他，还是一副云淡风轻仙风道骨的样子，而在他正在纠结的内心深处有一部分热血情怀被孟串儿为理想拼搏的状态悄悄唤醒。
只是这部分过于细微，连他自己也并未完全察觉到。
对比于小山的千篇一律的生活，孟串儿这边就波澜壮阔到常人无法想象。
来阿富han已经半年了，孟串儿已经把当地的人情世故整得明明白白。
她经常穿着淘来的克米兹（阿富han传统服饰），跟张超和李丰隆跑到难民营里去，微笑地对每个人说：“阿拉的平安在你身上。”
这是穆斯L之间相互问候的方式，说这句话有利于制造一个良好的采访开端。
而女记者在这里有着天然的优势，尤其是外国女记者，或者范围再小一点，尤其是中国女记者。
阿富han人仇视米国人，仇视加na大人，他们认为乔治步什是世界上最坏的人。
即使加na大政府在2011年宣布将充满争议的军队从阿富han的土地上撤离，仍遭到众多阿富han人的仇恨。
他们对中国人还是比较友好的，但是由于当地对女人们有着不可理喻的制约：比如女性的身体不可以有任何地方裸露在外必须穿长袍；女人不应该工作，就应该在家里做饭带孩子；女性不可以跟除亲人和丈夫之外的男人随意搭讪，一旦失贞会被乱石投死。
但是男人可以娶很多个老婆，甚至有相当多一部分穆斯L相信，到了天堂之后真主会赐给他们72个纯洁美丽的女神（说通俗点就是72个漂亮的处女。）。
这个观点很多正统的宗教人士包括很多穆斯L都不赞同，但是仍有人顽固地这样认为。
那些饱受战争折磨的阿富han人民有一部分已经发生变异，他们仇恨政府，憎恨外国人，希望能不受干涉地用自己的方式重建国家。
这种渴望生根发芽开花却结出了扭曲的果实。
不只有一个阿富han人对孟串儿他们说过：“塔利班就是阿富han，阿富han就是塔利班。只要可恶的外国军队不干涉，塔利班上台就会结束一切战乱。”
孟串儿每次都会不厌其烦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塔利班上台，阿富han的妇女和儿童会非常悲惨。”
得到的回复永远都是：“那不重要。”
那不重要，是的，在阿富han男人的心里妇女和儿童是最最不重要的，可能有时候还比不上饥饿的时候的一个阿富han囊（注：阿富han主食之一，类似长面包。）
所以对于孟串儿这样的中国女战地记者来说，既可以接触到阿富han的官员和社会精英（男性），又可以深入到难民营得到当地女性和孩子的信任。
因为让一名阿富han的女人相信外国女记者远远比相信外国男记者容易得多。
每到这个时候孟串儿就趾高气扬：“小超砸，小隆砸，还不赶紧给大佬扛摄像机做笔记？”
张超气得直翻白眼，李丰隆也提出抗议：“我不是小聋子。”但是两个爷们没办法，有些地方不是给孟串儿当摄影师他俩根本进不去。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南方战事越来越激烈，坎大哈、埃尔芒和乌鲁兹甘的成千上万的民众不得不含泪抛下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在北方相对安全的地方建立临时避难所，喀布er城郊的难民营就是其中一个。
他们仨到达城郊难民营的时候已经将近中午十二点了，闪亮的发现者4的防弹车停在路边，引来一群饥饿的孩子——他们想要吃的。
自从上次医院采访之后，卡尼就把这辆车的使用权暂时借给了张超，就为这事，张超连着三天给孟串儿端茶倒水毫无怨言。
盛夏的阿富han受到太阳格外眷顾，炙烤的大地放个鸡蛋滚几下就能熟，难民营就像一个敞开的巨大的经年累月也无人管理的下水道，空气中的恶臭令人作呕，不过这仨已经习惯了。
李丰隆扔给孟串儿一个头巾：“戴上，防晒还低调。”这么做是对的，因为作为外国人在阿富han实在是太危险了，需要尽可能低调行事，融入当地生活，女性戴头巾容易给采访对象心里一种尊重而平等的感觉“她跟我是一样的。”
孟串儿揉揉他的脑袋：“小家伙心越来越细了。”
“你别总揉我脑袋，我又不是小孩儿。我可以照顾你。”李丰隆最近越来越不满孟串儿总是把他当孩子。
“狗屁，你就是小孩，小屁孩。”
“我只比你小三岁！”
“小三个月也是小！”
张超拍了一下孟串儿的后背：“别扯淡了，赶紧采，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这地方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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