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省明达制糖一厂，车间外的工棚下，一人身手矫健地跳上了木制箱堆，然后一手攥着转轮手铳，看着四周聚集起来的糖厂工人，扯开了嗓子吼道：“冯先生的车已经被烧了！冯先生的办公室，也已经被砸了！那些狗官，不仅仅是要谋害冯先生，还要抢夺这家厂，这家两百八十年的糖厂！”
“工友们！要是没有冯先生，要是没有我们明达制糖厂，大家哪里领工资？又是谁来发柴水？！谁要搞我们明达制糖厂，谁就是要砸我们的饭碗！”
“今天！码头那里，已经闹了起来，不闹是不行的，不闹，今年就只能等死！”
“冯先生已经去争取，去解释，没有用！”
“你们也看到了，糖厂还是要关！还是要关！还是要关！”
箱堆上扯着脖子在那里呼喊的人，是原先明达制糖厂的“工人之家”书记员，工人们以往跟他打的交道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明达制糖厂的工人，大多数也都是姓冯或者姓冼，祖上论起来，说不定还真是跟冼夫人有关系的。
只是，同姓不同命，不是所有的冼夫人之后都能够成为“南海四大家族”的精英；也不是所有的冯盎之后，都能够混成各种社团的大龙头或者会社的社长。
“啊？！糖厂，糖厂真的要关？！”
“不是说为了查税吗？”
“查税的事情，跟我们没关系啊。”
“怎么就要关厂了呢？”
“怕什么？在哪里上班不是上班？”
“这么轻松吗？现在开工很难啊！”
“是啊，江南洲码头，现在也不招人，海船进港的，这阵子越来越少，说是南海的海贼，闹得很厉害。”
“那个什么‘缥缈苍龙’，死了不知道多少回，还是活蹦乱跳！”
糖厂的工人们也是你一句我一句，在那里宛若没头苍蝇一般地议论着。
而箱堆上的人，见机顿时大声道：“工友们！大家也是晓得现在的行情，开工不易，有一份工就很好！我们明达制糖厂，两百多年的老厂了，背靠冯先生，还是撑不住。现在河西的糖厂，已经全部停工，天天有人去海边敲生蚝，生蚝那么多的吗？过了这几天，开不了工，还不是等死？！”
“啊？！我说最近怎么来了这么多河西佬，还以为不做工的，这么闲，原来已经停工了吗？”
“那现在怎么办？！”
“对啊，怎么办？”
各种小道消息汇总之后，工人们也是大概知道情况，现在就是开不了工，因为老板们都是人人自危。
既怕抢银行的抢到他们头上，也怕税警突然敲他们的办公室。
这也怕那也怕，索性就关了。
而那些做来料加工的，更是可怜，原本还有库存，可是现在海船压根进不了港。
别说是珍珠、玛瑙、黄金等等奢侈品、贵重品，就是一般的丝麻、橡胶、粮食，也是难以进来。
不是进不来，而是难。
哪怕是陆地上的“广交线”，铁路明明没有断，可基本跟断了也差不多。
聚集在广州西站的货运车厢多不胜数，因为知道外地的税警过来，大多数中小老板，宁肯缴纳违约费、管理费、储存费，也不肯现身前往火车站一趟。
几天时间，原本靠着库存还能维持物价，但是短短半个月不到，物价直接开始成本增长。
甚至连疏通管道的“掏粪工人”，原本业务是相当频繁的，但是最近的十天，散单业务量直接骤降，原因就在于，很多小型社区，宁肯自己掏粪出力，也不愿意花“大价钱”找专业人士来搞定。
“交州米”进广州的价钱，直接翻了一倍，就是这样，因为局部地区的恐慌，哄抢物资者比比皆是。
类似明达制糖厂这种大型企业，因为管理相对封闭，反而受到动荡的波及要小一些。
但是现在，伴随着山东的言语，一向不慌的冯氏、冼氏工人，也开始焦虑起来。
箱堆上的“工人之家”书记员说得越急促越大声，越是让他们慌张不已。
“怎么办？！现在怎么办？”
“飞仔，你时书记员，天天看报纸的啊，报纸上到底怎么说啊？”
“对啊飞仔，怎么说啊？”
箱堆上的年轻人晃了晃手中的转轮手铳，一脸无奈地大声道，“怎么说？！你们问我，我问谁啊。大家难道不知道，现在《广州日报》还在报道银行连环爆炸案吗？”
“什么？！都这种时候了，还管什么爆炸案啊，老子人都快要爆炸了啊！”
“飞仔！飞仔！冯先生到底还做不做生意啊，他可是大老板啊，他可是‘广州王’啊。怎、怎么会被逼到关厂呢？”
“对啊飞仔，到底什么情况？！”
“都说了不要问我啊，你们难道以为，现在冯先生手下的厂，就只有我们糖厂关了吗？南海的海鲜档口、盐场、珊瑚加工厂，全都关了啊！”
“啊？！这是要干什么，这是要干什么啊！”
“干什么？！当然是外乡人要搞冯先生啊，我们只是顺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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