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越留二人用饭，并给二人安排了在京食宿的地方。
宋朝没有明清时某地某地的会馆，到京赶考的读书人的住宿，多靠同乡名宦的安排，不然就只能自己掏钱住店了。
比如章惇进京赶考就是住在章得象的宅子里。
故而也是大佬们对同乡年轻后辈的提携和投资。
不过上官均却推辞了他住在兄长的家中，但叶祖洽却应承下来。这安排也可以看得出两个人性子的不同来。
之后叶祖洽便不时上门来找章越。章越对叶祖洽还是颇为满意的。
章越一向颇重乡谊而叶祖洽也是如此，这点颇为相似。
至于攀附嘛，这也是正常，没有背景的人想要成功，要么有过人长处，要么别整天抱着自尊心。
司马光喜欢用名门出身，或者师从名儒的人，因为这样的官员有操守有规矩。但王安石更喜欢用叶祖洽这样的人，出身寒微对于权力更有野心，关键时刻敢豁出去，能够冒天下之大不韪。
王安石有一首诗‘江海清明上下兼，碧天遥见一毫纤。此时只欲浮云尽，窟穴何妨有兔蟾’说得就是这个意思。
这一日二人聊着聊着谈到了时文。叶祖洽看似对于朝堂上因循守旧之风不满，其实是试探章越这一次科举的风向。
叶祖洽问道：“在下本欲在时论中大倡新法，如此又怕是触时人之忌，不知待制如何何示下？”
章越道：“天下有两等人，一等要众生平等，故而要变法，还有一等喜欢自由自在，故而要反对变法。考官之中两等皆有，便看你遇上哪等考官了。”
叶祖洽没从章越口中打探这一科御试官的喜好。
而叶祖洽没有想到，章越正是御试官。
”不过，我却可以出一个题目，令你好生琢磨琢磨，免得到了考场上手足无措。”
叶祖洽大喜心想自己求得不就是这个吗？
但见章越朝着院中的一处竹子指了指道：”你便以这一束竹子为题目写一篇文章来！”
叶祖洽一愣问道：“敢问待制此文是诗赋还是策论？”
章越笑着道：“皆可。”
叶祖洽仔细思虑，陡然之间醒悟，这是一束竹子是一个策问的‘策’字。
看着叶祖洽一脸豁然开朗的样子，章越心底微微赞许，真是孺子可教也！
一下子便参悟了其中的玄机。
自己绝不会将题目透露给你的，但是大概指一个方向，让对方往策问上努力，这也是经权之道了。
三月。
朝中依旧对新法争议不休，曾公亮，陈升之皆因反对新法称疾在家，中书只有王安石，赵忭二人主事。
文彦博，韩琦又再言青苗法不利。
官家与文彦博解释说：“朕派了两位宦官至河北巡视，他们说青苗法很便利。”
文彦博道：“陛下，韩琦这样的三朝宰相你不信，宁可去信两个阉人？”
李常又上疏请求罢三司条例司和青苗法。
王安石依旧如故坚行青苗法。
于是在这个前提下，殿试也不由受此影响。
殿试出义时，官家草拟制策‘朕德不类，托于士民之上，所待制天下者……圣人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职，万事得其序，有所不为，为之而无不成。有所不革，革之则无不服……方今之政，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后。’
章越，苏轼等众考官看题目后，都明白此题其实是王安石所拟。
殿试时，进士，明经，诸科以下共八百二十九人入场考试。
而御试考官，有安排有编排官，初考官，覆考官，详定官，封弥官等等。
能充当殿试考官的无一不是文学名臣。
章越与苏轼，李大临一并作为进士科的详定官，在还未出卷前，章越与苏轼，李大临三人无事，便在详定所里说笑闲聊，李大临是章越的解试考官，如今是知制诰。
苏轼与章越，李大临每日谈笑，趁着与二人休息功夫，伏案撰文。
章越欲看一眼苏轼写什么，结果苏轼看章越近前却伸手挡住。
见苏轼此举章越不由好奇，趁着苏轼出恭的片刻，章越从案上取了他刚写的文章看过，不看还好，一看大吃一惊。
这时苏轼返回所中，章越拿着文章对苏轼惊问道：“子瞻你这是何意？”
苏轼沉吟片刻，然后朝北拱手道：“吾有一言，藏在胸中，不吐不快，故以笔为刃！”
章越看了苏轼一眼，这苏轼写得是什么？
专门批评这一次殿试制策，如圣人之御天下，百官得其职，万事得其序这一句，苏轼批评道，臣以为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谓颠倒失序如此……今陛下使两府大臣侵三司财利之权，常平使者乱职司守令之治……横山之功，是边臣欲速而坏之也……
苏轼居然批评皇帝‘亲拟’的殿试制策！
这等事也只有发生在不杀言事之臣的宋朝吧。
章越道：“子瞻兄，你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苏轼道：“吾早有料，效仿范谤之举。”
章越眼中，苏轼此举有些不自量力，但在反对新法的官员眼底，苏轼此举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道皇帝不会接受自己的意见，但仍一遍又一遍的上疏。
苏轼要的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作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李大临看了苏轼的文章也是默然。
章越将苏轼的文章还给了他，自己还能说甚么，如今自己能办到的也只有尽力保住苏辙了。
苏轼问章越道：“度之是否觉得吾文不合你的意？”
章越道：“子瞻兄，我不瞒你，虽我不认同汝所论但汝所论的每一字皆有必要。若无批评之言，又何须赞美之词。”
苏轼道：“吾知之。”
章越心知改变不了苏轼，王安石讲‘一道德’，‘立法度’，但不会容忍有人屡次三番批评他，不断试探他的底线。
苏轼写好奏章之后，次日初考官与覆考官皆将卷子送至详定所内。
详定所中，先定首卷。
但见初考官吕惠卿将一封卷子定为头名。
卷首写得是‘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
而覆考官刘攽却将此卷贬之第二名。
状元之争，需将此事面奏官家。
苏轼，章越，吕惠卿，刘攽，李大临五人在官家面前打起了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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