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九二章威尼斯的蜕变
古代的税收制度，并不是单纯的粮税，还有徭役。在明代之前，中国历朝历代几乎都是战时为兵，闲时为兵。
就像秦朝，徭役分为役徭、戍两类。所谓月为更卒，指秦朝男女每年要完成一个月的徭役。所谓正卒之役，是以一年为服役期限的，这在秦律之中多称为戍，且常与“X岁”并提。
秦汉其实制度本质是一样的，只是细分不同而已。到了明朝，以户籍规定了百姓的身份，当然，类似于两汉隋唐的戍边职能的徭役取消了，然而，百姓的负担并没有减轻，反而更重。
在两汉隋唐时期，百姓可以戍边，也未尝不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所以才就有了“三尺青锋觅封侯”的说法。
到了汉朝，汉高祖约法，“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如文帝二年，曾下令“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这次减田租之半，已经将田租降到了三十税一。
又有文帝十二年诏:“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史记·孝文本纪》）。同书还说：“（十三年）六月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对于这条记载的理解，学者有所争论。有人认为，自此至景帝二年凡十三年无田租。如钱剑夫就持这种观点。还有的学者如高敏就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史记·孝景本纪》记载景帝元年“除田半租”，既未云复，可见之前是有田租的。景帝时期，是三十税一的田租率形成定制的时期。
以后的历朝历代，包括明朝在内，农税真正的税率就是三十分之一，然而，各种杂税加上，百姓依旧苦不堪言，就像辽饷即使崇祯四年最高的时期，课税一分二厘。凭心而论，这个税，虽然加了，对于百姓而言，其实并不算不能承受。
一分二厘就是二十枚铜钱，按照当时的粮食价格七钱到九钱之间，差不多相当于十粮斤左右的粮食，但是，官府在执行的时候，那个税就不是这么点了，加上三分甚至五分的也是有可能的。
明朝的税，其实并不算重，如果比较下来，哪怕是崇祯朝最腐败的时候，也比康乾时期，要轻。
可是永固的税法，其实并不利用国家的长期运行，全旭所谓的永不加赋，主要是考虑减轻农民的负担，而随着辽东的工业发展，工人特别是技术工人的收入越来越高，最初的时候，一两银子一个月可以请一个大师傅，甚至说，管饭不给工钱也能请到工人。
可问题是，现在的小工也能拿到一两五钱银子，甚至更多，至于高级技工，那就没数了，有的工厂想挖人，开出市价三倍到五倍的薪水也是有可能的。
辽东，也可以说现在的商国，只是采取比例式收税，比如说农民的税收，主要集中在粮食、家禽、木材等物资的出售环节，售价高低，其实都是税收有着直接关系。比如说，卖了一万两银子的粮食，收税就是三百多两银子，如果是一千两，那就是三十多两银子。
不按人头，也不按田亩。
什么摊丁入亩？全旭不玩这一套。
商国是工商之国，工厂和公司的税收按照流水，政府部门进行一定比例的扶持，鼓励高新科技行业和企业，扶持中下型个体户。
总之，取消了人头税，而且承诺，永远不收丁口税，因为拿下辽西以后，全旭这才知道，辽西的丁口税是每人一百二十钱。
在这种高税之下，百姓肯定不愿意多生孩子，多生一个孩子，那就多交一份税。
永不加赋的法律颁布，其实对于商国的税收影响，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不过，作为邀买人心的法令。
在这道法令颁布之后，那是全民欢庆，不少文奴开始写诗、写文章大拍全旭的马屁。
就连水太凉的钱谦益，也一改痛斥全旭的丑陋嘴脸，称赞全旭此举开天辟地，旷古未有。
全旭也明白，钱谦益这是向他输诚，只要他稍微表露一丝赞许，那么钱谦益马上就会改头换面，成为全旭的马仔。
然而，全旭对于这个媚眼，直接无视了。
作为一个组织，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肯定是要有的。
全旭作为商王，召开第一次朝会。
当然，商国的朝会并不像大明一样，一群人都过来开会，乌央乌央一大片，其实，正式的朝会上，大部分官员是没有资格发言的，他们只带着一只耳朵过去听听而已。
当然，商国的朝会，就是大明的内阁会议，也可以说是部长级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各部长或副部长。
在商国，可不是大明的六部，而是足足十九部。
分别是商国财政部、外交部、国防部、工业部、建设部、商务部、交通部、铁路运输部、海洋运输部、教育部、卫生部、资源部、总参谋、战争部，立法部、执法部、纪律检查部、审计部、税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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