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卒要读书，其实很重要。
古时文武并不分途，所谓『出将入相』，基本上高级军官也全都是读书人来担任的，先是贵族，后是官僚。这些统治阶级的上层，基本上是凝聚为一个整体，并没有特定的文武之分，更多的矛盾是个人的，或是家族的，而非文武之间的。
每逢乱世，自然是有草莽崛起，而这些草莽，又多半是一些不太识字的，就像是三国，又或是更乱的五胡年代，大批的不认字的草莽成为了军队当中的主力，也就导致了在乱世之时的武夫之中，中高级别将领不认识字的比例越来越大。
而另外一边，旧有的利益阶级受到了冲击，自然会想尽办法去攻击，诋毁，嘲讽，甚至是污蔑新兴的功勋阶层，也就是这些草莽崛起的武夫军功勋贵，从而导致了士族子弟日益鄙视武夫，甚至于轻视武事。
宋代重文轻武，固然源于五代之时武夫跋扈，残暴，甚至是完全溟灭人性，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武夫乃至于高级将领很多是文盲、半文盲，无法进行有效沟通，双方三观完全合不来，导致最终士族子弟对于军权，武人的矫枉过正，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从唐开始，基本上就已经出现了文武分裂的势头，到了宋代基本上就处于完全分裂的状态了，出将者不再能够入相，武人成为统治阶级中的异类，文武两个阶层相互殊途彼此仇视，并且愈行愈远。
武人在政治上受到打压，在文化上受到歧视，也就自然心中会有怨言，甚至是仇恨，而一旦发生国难的时候，这些原本受到的打压和歧视就会成为某些武人贪财，怕死的由头，而华夏的文人又是很多人喜欢以偏概全，有一点就是要否决全部的，所以越发的鄙视武人，也不再相信武人，于是文臣甚至于宦官监军乃至将兵，外行领导内行的各种垃圾事件也便层出不穷。
人生百态，有喜欢读书的，有不喜欢的读书的，有拿着史书当小说看的，也有拿着小说当史书来读的，这都很正常。
所以不能求每个人都是能文能武，但是谁都不应该歧视谁。
这一点，在骠骑军中做得很好。
会读书的有更多的机会，但是也不至于会读书的就歧视不会读书的，因为是在军中，有时候拳头还是硬道理。
不得不说，骠骑将军的军校，让武人的视野更加的开阔起来，也使得其未来的道路会更为的宽广。
就像是这一次的突发事件，兵卒不乱，百姓也就乱不到哪里去。见兵卒依旧沉稳的值守，市面上不见慌乱抢购，囤积倒卖的情况，那些觉得山神鬼怪的百姓，也就渐渐的成为了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并没有影响到多少成都日常的生活。
强大的兵卒，永远是普通百姓的定海神针。
别管多大的浪花，只要定海神针不倒，也就翻腾一会儿就过去了。
徐庶自然不可能是仅仅满足于成都左近没有被这个消息搅乱，他还要想办法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至少尝试着去解决一部分也成。
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关键是遇到了问题要怎么做。有一些人喜欢找借口，然后两手一摊，就可以将全部责任推给鬼神，表示山神是怎样怎样，林鬼是如何如何，我们没办法啊，无能为力啊，去找别人别找我啊……
徐庶则不然。
他作为川蜀的最高民政领导者，『没办法』这三个字是无论如何不能轻易说出口的，没有办法也要想出办法来，要不然当什么领导者？
因此徐庶在稳定了成都周边形势之后，便是立刻对于工地之处发生的问题，召集了相关的人员进行研究讨论。
有闻司的马恒处理那些企图搅乱的奸细，而模彷长安百医馆所成立的川医馆，则是对这些病患进行了诊治和研究。
还别说，川蜀一地，对于疟疾还真的是有一些研究的……
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已发现了这个疟疾，并且开始寻找对付疟疾的方法。
在周朝的时候，在国家朝堂官职里面，就有专门的人，是研究疟疾的。
这也不奇怪，毕竟上古时期的植被，显然比当下大汉要多很多。气候温暖，植被众多，也就使得蚊虫多，而这种由蚊虫叮咬带来的疾病也就更多。
在华夏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素问》中，归入『疟』类的疾病有风疟、温疟、寒疟等10多种……
这本书，肯定不是黄帝写的，但是也证明了其实在秦汉左右的年代，甚至是更早的时期，华夏就已经有人在专门研究这方面的病症了。
华夏的疟疾，最早是从南方地区流行的，先秦之人已大体摸清了疟疾的发病规律。《周礼·天官》就有记载：『秋时有疟寒疾。』而且这是给『疾医』下达的指令，也就是要求『疾医』要掌握季节性疫病的流行规律，进行有针对性的防治。
『疾医』是在周代医师的四科之一，也就是食、疾、疡、兽。比较类似于后世的内科医生，但也不全部是。配备中士八人，其职责是『掌养万民之疾病，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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