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军垦种业的崛起，叶雨泽意识到，单纯依靠丽莎·王分析公开数据库和拉杰·帕特尔的“探索性研究”已经不够了。
他们需要更前沿、更核心、尚未公开发表的数据。这无异于要在巨头们的保险库里取东西。
“哥，咱们得升级‘物流系统’了。”
叶雨泽盯着电脑屏幕上一串串复杂的基因序列代码，对杨革勇说：
“实物种子传递风险太高，咱们得主要靠这个。”他敲了敲键盘。
一种全新的、更隐蔽的数据传输方式被开发出来。他们不再满足于加密数据包。
“图像隐写术”：将关键的基因标记点数据，转换成像素点的微小幅值变化，隐藏在地窝子体验营游客们拍摄的海量风景照片、搞笑摆拍照中，通过公开的云盘进行传输。
军垦种业那边有特定的解码程序，能像提取藏宝图一样从这些“普通”照片里还原出科学数据。
“音频密码”：利用农场定期举办的“乡村音乐节”，将一些实验参数编码成特定的音符序列，混录在现场演出的音乐中，通过网络直播流传出去。
在外人听来是一段即兴的吉他Solo，在军垦种业的接收端，却是宝贵的耐寒性状表达谱。
“社交暗语”：他们甚至利用地窝子体验营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一些看似是营销文案、游客感言或农场趣事的内容。
比如，“今天又有一位勇敢的挑战者在我们‘极限地窝子’住了三天，他说感受到了‘G-T-C-A’四种基础能量在体内循环！”
——懂行的人一看便知，这提到了DNA碱基（G、C、T、A），暗示某项与DNA基础研究相关的进展已通过这个渠道传递。
这些方法极大地降低了被监测和拦截的风险，数据传输的效率和容量也呈指数级增长。
军垦种业的研发团队，几乎能与美国这边的“影子团队”近乎同步地获取关键研究进展。
然而，最大的风险往往来自内部。拉杰·帕特尔这位理想主义者，在深入参与项目后，逐渐察觉到一些异样。
他发现自己的一些“探索性”研究成果，似乎在华夏某个他从未听说的公司那里，以惊人的速度变成了实际应用的专利雏形。
他虽然认同技术普惠，但对这种模糊的知识产权边界感到不安。
一次，他直接找到了叶雨泽。“叶，我希望我们是在为全人类的农业做贡献，而不是成为某个特定国家或公司的工具。我需要知道，我的工作成果最终流向哪里？”
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机遇。
叶雨泽没有慌乱，他早已准备好说辞。他带着拉杰参观了那个对外的“农业技术交流中心”。
展示了他们与（虚构的）“国际小农户联盟”的合作计划书，上面罗列着旨在帮助非洲、东南亚地区提高粮食产量的项目蓝图。
“拉杰，你看，”叶雨泽语气诚恳，“军垦种业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因为他们有能力并且愿意以成本价向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种子。”
“我们的技术，通过他们，才能最快地惠及最需要的人。商业成功是为了可持续地支持这项公益事业。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这番半真半假、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话，暂时安抚了拉杰。
但叶雨泽知道，像拉杰这样聪明且富有良知的人，不能长期依靠谎言来维系。
他必须加快步伐，在拉杰彻底起疑或出现其他变故之前，拿到最关键的成果。
叶雨泽和杨革勇的目标，锁定了一项被称为“光合作用优化引擎”的颠覆性技术前期研究。
这项技术旨在通过修改关键光合作用酶的基因，显着提高作物对光能的利用效率，理论上能让主要谷物产量提升30%以上。
该技术的核心理论由一位性格孤僻、几乎不与产业界来往的顶尖植物学家，斯坦福大学的艾略特·福斯特教授掌握。
福斯特教授如同守护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但他的“火种”锁在重重的学术壁垒和个人原则之中。
常规的接触方式——高薪聘请、合作研究——全部被他拒绝。
“这是个硬骨头。”叶雨泽皱起眉头。
“硬骨头就用硬牙口啃！”杨革勇发狠道。
他们制定了一个极其大胆的计划。叶雨泽通过多方运作，让军垦种业的一位研究员，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合理合法”地进入福斯特教授的实验室，进行为期一年的合作研究（课题是公开的、不敏感的）。
这位研究员代号“园丁”，真正的任务不是学习，而是观察、记录，尤其是福斯特教授那些未曾写入论文的、关键的实验思路、失败经验和灵光一现的猜想。
同时，杨革勇负责外围策应。他摸清了福斯特教授的生活习惯，发现他每周六上午会固定到校园附近的一家特定咖啡馆看书。
杨革勇安排丽莎·王“偶然”出现在那里，与教授“偶遇”，并就一些复杂的计算生物学问题（这些问题恰好与光合作用优化相关）向教授“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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