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整个社会的崩溃，固然有着内有流贼、外有敌国的因素，但究其实质，还是源于社会经济上的崩溃。然而这种崩溃却又并非后世一些专家认为的那样，是因为明末社会普遍的贫困。
事实上，自从十六世纪欧洲的殖民主义时代开启以来，早期几个大的殖民帝国，比如西班牙、荷兰、葡萄牙等国，他们在南美洲、东南亚通过殖民掠夺得来的白银，多数都是流往大明的。
尤其是殖民主义早期的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西班牙，占领了中美洲、南美洲几块白银产量最多的殖民地，比如墨西哥，而他们驱使美洲土著开采出来的大量白银，基本上最后都运到了中国，换取了大量的瓷器、丝绸和茶叶。
根据后世西方人的统计，仅仅是十七世纪的头三十多年内，平均每年从全世界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就达到了二十五万至三十万公斤。
即使是按照现在的度量衡，一公斤按二十两来计算，那么当时每年光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就达到了五百万到六百万两。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即便是按较短的一个时间，即三十年时间来计算，那么到了崇祯皇帝即位的时候，光是从海外流进中国的白银，国内至少就已经有了一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存量。
可以说，这些从十六世纪末期从西方流进中国的白银，一直在中国留存到十九世纪的晚期，由于满清王朝对西方列强的一败再败，这些白银作为满清政府给西方列强的赔款，才又流出中国，流回了西方。所以，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当时中国的贫穷，才是真正的贫穷。
而在十七世纪前叶，至少是崇祯皇帝在位时期的那种贫穷，并不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赤贫，而只是大明朝廷和中央财政的赤贫。当时是有大量的白银，留存在民间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历史上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领的大顺政权农民军攻进了北京城，当时崇祯皇帝的内承运库一两银子也没有。
为了维持大顺政权的运转，自诩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大顺政权，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撕下伪善的面具，公然抢掠京城民间的财富，一个月左右，搜刮出来的白银就超过了七千万两之巨。这还仅仅是一座北京城，在当时明末的中国，这还不是财富最为集中的地方。
由此可以想见，明末时期民间富而国库穷的整个状况。若是历史上的崇祯皇帝真的够狠辣，又怎么会没有银子花呢？想一想最后闯军围城，而崇祯皇帝向百官和勋贵募集银子犒赏守城士卒而不得时的那种绝望，真是替他感到由衷的悲哀。
话说回来，既然明末的实际情况是这个样子，那么在当时商业日渐繁荣的情况之下，明朝晚期时候的中国社会应该不缺白银才对啊！
然而，事情就是这么奇怪，明末中国社会最大的一个问题，恰恰就是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交替并行。通货紧缩，主要是因为市面上普遍缺乏银子这种人人信服的硬通货，而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朝廷缺银子而不得不大量印制宝钞和铸造铁钱或者含铜量很少的劣质铜钱来充数。结果，整个社会上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这一世的崇祯皇帝知道明末社会的这个症结所在，自然就不能再让它重蹈覆辙。因为朝廷没有银子是绝对不行的，而像历史上那样先是为了平辽而加派辽饷，后来为了平贼而征收练饷，不仅收不到多少钱，而且搞得天怒人怨。
因为加派和征收的这些银子，最终实际上还是落到了穷苦老百姓的头上。原本的崇祯皇帝每次加派的时候，都会说一句话，那就是“再累吾民一年”。
崇祯皇帝本人也像老百姓一样，先是把皇宫大内收藏的金器银器，交给大内的银作局熔化成金锭银锭，充作军饷和百官俸禄，到最后连自己身上的龙袍破了都没有钱换新的，只能是让皇后缝了又缝，补了又补，成了历史上唯一的一个龙袍上都打着一块块补丁的皇帝。可是结果又如何？百官并不领情，而老百姓也不想再忍，纷纷造了他的反。
既然如此，又何须估计那么多！他的套路很简单，首先是通过抄家弄银子。如今效果不错，最起码有了基本的起步资金。
然而，有了成块成堆的银子还不行，若是让他们作为库存，静静地在内承运库里躺着，那样也不行。这就是铸造银币，解决好通货紧缩和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当然，皇帝的这些想法很多很丰富，而能说出来给大臣们听的，就只能是铸造崇祯银元了。
李国鐠听完了皇帝的话，其实已经知道了皇帝的意思，既然皇帝想的都这么细了，那就说明此事已是势在必行，于是坦言说道：“陛下，臣对铸钱之事所知不多，实在并无多少好的意见。但是臣听陛下所言，颇觉有理。银子既然已经流通天下，以银铸钱，自然也是顺利成章。”
崇祯皇帝一听，知道首辅李国鐠对货币流通等问题的确是个门外汉，于是也不多说，直接问徐光启、毕自严二人：“徐爱卿、毕爱卿，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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