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晋阳与洛阳两个中央的并立，形成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伟大尝试。
不过东魏民族属性的统一属于大势所趋，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文化，与以晋阳为中心的鲜卑旧俗必有取舍。
作为一名穿越者，高澄知道答桉，但守旧的二十万并州胡既是维护高氏统治的根基，又是汉化道路上的拦路虎，他也只能在后续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潜移默化。
与薛虎儿一同加入高澄卫队的刘延寿对这种潜移默化深有感触。
十七年前，怀荒镇民不堪压迫，为索取仓粮，率先举事，聚众攻杀镇将。
次年春，匈奴单于后人破六韩拔陵在沃野镇发动起义，作为鲜卑化的匈奴人，刘延寿也参与其中。
与无数六镇底层一般，刘延寿将自身遭遇归罪于孝文帝，认为孝文帝背叛了代北军民，是他迁都洛阳导致拱卫旧都平城的北疆六镇不再紧要，也是他推崇汉文化，使得奉行鲜卑旧俗的代北被排斥在朝堂之外，被河北士人取代位置。
因六镇地理位置不再紧要，所以朝廷不再为之输血供养，北疆苦寒，军民生活困苦。
而上层豪族权贵被河北士人排挤，也将怨气发泄在底层军民身上。
基于这两个原因，六镇底层普遍对汉化没有好感。
然而刘延寿自从跟随薛虎儿被调拨至段韶麾下，离开晋阳，加入洛阳京畿军，就不可避免的违背本心，开始接触和学习汉文化。
没办法，小高王恩威并施，汉话说得好，有奖赏，始终学不会或者不愿学汉话，就要面临军饷减半甚至全减的处罚，事关切身利益，谁也不敢含湖了事。
等潼关一战后，薛虎儿及其部下进入高澄亲信都，由于亲信都多为汉人，也更加深了刘延寿等人的汉化程度。
到如今，这个曾经的鲜卑化匈奴人甚至可以被称为汉化匈奴人，不变的是族属，而改变的却是所使用的语言、文化。
高澄对自己麾下的变化自然了解，刘延寿并非个例，京畿军中汉胡数量相当，但洛阳汉风浓郁，身处这个环境，人的改变也是自然而然。
他甚至都不需要做出太多强制手段，在汉胡之间有失偏颇。
为了遮人口实，高澄在军中同样要求汉军将士学习鲜卑语，但鲜卑文化若真能与汉文化争锋，也不会有孝文帝的出现。
让落后文明与先进文明公平竞争，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却无人能够指责高澄，哪怕是晋阳最极端的鲜卑民族分子，毕竟小高王根本就没有公然提倡过汉话，让汉胡将士相互学习对方语言，也有紧密军士之间联系这一借口。
而如今与二十万并州胡西征，也多亏了高澄当年为遮人口实的无奈之举，哪怕是京畿军中的汉人将士，也与胡兵们交流无碍。
当然他们之间免不了会出现许多冲突，但是高澄每日都要巡营，去为他们调解，虽然只是和稀泥，但如今战事将起的紧要时刻，也只能去和稀泥。
这些事情也让高澄明白，隔阂不是轻易能够消除，事后他找到了高欢，高欢也同意了战场上，两人麾下将士各自为阵这一提议。
虽说战场上令出多门是大忌，但两人互不统属对方的部众，基于彼此对战场局势判断的信任，也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南下的娄昭大军可没那么多幺蛾子，高澄临去晋阳前，下令冀州刺史娄昭召集相、冀、定、沧、济五州十万兵马统御南下。
他们之间基本都是汉人，而共同统御这一部队的段韶，麾下旧部虽多是六镇鲜卑，可在河南住了这么多年，也基本实现了汉化，因此也确实没有出现过难以调和的民族矛盾。
王阿井作为相州州郡兵的一员，他们与并州胡以及京畿兵不同，是在忙完了家里的农活以后才归队随娄昭南下。
这也是州郡兵与脱产战兵战斗力相差悬殊的根本原因，与体质没有太大关系，脱产战兵不事生产，每日练习、琢磨的都是简洁的杀人技巧，而州郡兵更多的时间都是在田里忙活。
常言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因此州郡兵只能用来守城，而脱产战兵却是野战决胜的依仗。
不过这一次只是策应南线防守，南下的十万州郡兵能派得上大用场，无论是高澄、还是娄昭、段韶，都没想过让他们在野外明刀明枪与梁人干一仗。
依托城墙防御，把梁人拖延在城池下，才是这支军队的用处。
如今关东也不是没有能与南梁交锋的军队，比如段韶原属于京畿军的五千将士，可朱浑元三千部众当年也在秦州正面击溃赵贵，更有侯景、尧雄、高岳三人旧部各自随他们镇守地方.
高澄对于河南的安排不可谓不妥善，就连侯景身后也有广州刺史高季式这个绝对心腹领着原属于京畿军的五千将士作为第二道防线。
但最先吹响战争号角的却还是河南地区。
淮南远离关中，前线将领并不知道梁魏联军正与东魏分别在霸上、玉璧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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